革命之路免费观看(革命之路电影视频在线观看)
从革命书生到武装领袖:毛泽东的探索之路()
原铁道兵七师三十三团 余开华
引言
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清水塘的中共湘区委员会驻地时,他的身份仍是一个以笔为剑的革命书生。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在襁褓之中,共产国际的指令与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主导着革命方向。然而,当年9月文家市的硝烟散去,站在起义军前的毛泽东已蜕变为手握枪杆的军事领袖。这四年间的足迹,不仅记录着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折射出中国革命的深层裂变——从对共产国际教条的盲从,到探索本土化革命道路的觉醒。
一、离湘赴沪:从地方领袖到中央核心()
年,中共三大筹备工作启动。4月,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因在湖南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出色表现,赴上海为中共三大做准备。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积极发言,以湖南工人运动经验论证统一战线重要性,强调农民问题的关键意义。大会通过国共合作相关决议,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局秘书,首次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开始在更高层面参与党的决策与领导。
在上海三曾里的中央机关,毛泽东开始深度参与国共合作的顶层设计。他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确立集体领导原则。年1月,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提出“组织农民实为吾党目前最重大之工作”。回到上海后,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在环龙路号(今南昌路号)展开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与右派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年8月,他联合恽代英致电孙中山,揭露右派分子殴打邵力子的暴行,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
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国民党一大会场
二、国共合作中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表面上是共产国际党内合作策略的践行,实则暗藏困惑。年孙中山病逝后,戴季陶主义兴起,国民党内部反共声浪高涨。他在推动工农运动时屡遭国民党元老掣肘,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困境,使其开始质疑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
年返回韶山养病的经历,成为思想转变的契机。当他在故乡组织农民协会,目睹农民为平粜阻禁与地主对峙时,基层革命的力量远超想象。毛泽东后来回忆:在乡下,我比在上海时更清楚地看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种认知颠覆了共产国际以城市工人为中心的教条,为日后农民运动理论的构建埋下伏笔。
三、韶山惊雷:农民运动的火种播撒()
年2月,毛泽东以“养病”名义回到韶山。在接下来的半年里,这位岁的革命家完成了从城市工运领袖到农村战略家的蜕变。他白天走村串户,用“打土豪、分田地”的通俗语言唤醒农民;夜晚在自家阁楼上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短短数月,韶山地区成立多个农会和夜校,组织起“平粜阻禁”斗争,迫使地主开仓放粮。
这段经历催生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重要成果。年月,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首次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将贫农定义为“革命先锋”。这种认知突破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革命路径选择,正如他在年对斯诺所言:“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四、羊城论道:农运干部的黄埔军校()
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番禺学宫(今农讲所旧址)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所被称为“农运黄埔”的学校,首次将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个省区,名学员中既有湖南农民运动骨干庞叔侃,也有后来成为红军将领的陈伯钧。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雏形内容融入教学。
在毛泽东的设计下,农讲所形成独特的教学体系:上午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下午进行军事训练,夜间组织农民问题研究会。学员们不仅掌握了“农村阶级分析”“土地革命”等理论工具,还实地考察海丰农运,学习彭湃“从群众中来”的工作方法。这批学员后来成为各地农运的火种,仅湖南籍学员就有人回到家乡领导农民斗争。
五、农民运动的狂飙:从实践到理论的突破(—)
担任广州农讲所所长期间,毛泽东完成了革命理论的质变。他创造性地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直接挑战党内将农民视为同盟军而非主力军的主流观点。年初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则让毛泽东彻底完成了立场的转向。
在湘潭,他目睹农民协会建立自卫武装;在醴陵,基层政权被农会接管;在长沙,泥腿子们审判土豪劣绅的场景,让他写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著名论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好得很与糟得很的对比,既是对国民党右派的驳斥,也是对党内保守派的宣战。此时的他已形成清晰的革命逻辑:土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农民,而武装农民必然打破旧秩序——这预示着与国民党决裂的必然性。
六、江城风云:大革命的巅峰与转折()
年1月,毛泽东开始了为期天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他穿着蓝布长衫、脚蹬草鞋,徒步公里走访五县,记录下“农民成就了四十年未竟的革命事业”的震撼场景。回到武汉后,他在武昌都府堤号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地主武装”等革命性主张。这份报告经瞿秋白推荐在《向导》周刊连载,共产国际评价其“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然而,中共五大的召开让毛泽东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他提出的“迅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案被陈独秀否决,甚至被剥夺表决权。此时的武汉已成为革命漩涡中心: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毛泽东一面主持武昌中央农讲所,将军事训练课时增加到总课程的%;一面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即将到来的武装斗争指明方向。
七、枪杆子哲学的觉醒:走向武装割据的抉择()
四一二政变的枪声,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当汪精卫在武汉举起分共屠刀时,中共五大代表们仍在争论是否要克制工农运动。毛泽东在会场沉默地写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纸条,这个被陈独秀斥为山大王思想的主张,却在三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成为共识。此刻的毛泽东已看清:莫斯科的遥控指挥救不了中国革命,鲍罗廷的妥协方案换不来生存空间。
秋收起义的挫折,最终催生了文家市的战略转折。当人的起义军锐减至人时,毛泽东力排众议放弃攻打长沙:我们不是不要长沙,而是现在不能要。这支残军转向罗霄山脉的行军,看似是无奈退却,实则是向农村扎根的主动选择。三湾改编中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创新,不仅重塑了军队组织形态,更暗含了武装割据的雏形——中国革命的重心,从此由城市转向群山环抱的乡村。
八、文家市转兵:革命道路的历史性抉择
年9月日,秋收起义受挫的工农革命军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会师。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疑,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阁楼上主持前委会议,提出“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的大胆设想。他以“围魏救赵”的兵法智慧分析形势:“大城市像长沙这样的地方,敌人力量太强,我们暂时还打不赢。但山区敌人力量薄弱,我们可以在那里站稳脚跟”。
这次会议通过的《文家市决议》,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次日清晨,毛泽东站在里仁学校操场的皂角树下,向余名战士宣布:“我们要改变方向,上山去!”这一抉择不仅挽救了革命火种,更孕育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理论,成为井冈山道路的起点。
结语:足迹中的历史逻辑
从清水塘到文家市的四年间,毛泽东的革命足迹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思想演进轨迹:从城市工运到农村革命,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从理论探索到道路创新。这些实践不仅塑造了他作为战略家的思维特质,更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正如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所言:“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就没有出路。”这种对国情的深刻洞察,最终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
作者简介:余开华,服役于铁七师三十三团。年入湖南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任湖南大学教授、建筑施工教研室主任等职。现已退休。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