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菲尼迪车祸案”当事人王辉。 新京报《剥洋葱》出品

如果没有年前的那场车祸，王辉和丈夫，还有他们的双胞胎女儿，应该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事故发生的那天是母亲节，他们原本计划好好庆祝一番。年5月9日凌晨，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随着一声巨响，所有对未来的憧憬戛然而止。

一辆黑色英菲尼迪轿车高速闯红灯，猛烈撞上正在等待通行的白色菲亚特，巨大的冲击力将菲亚特撞击得只剩一节车厢。事故导致菲亚特车内三人两死一伤——王辉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儿不幸离世，而她本人重伤致残，余生与伤痛相伴。

肇事者酒驾、超速、逃逸，以及受害者夫妇北大清华高才生的身份等因素，使这起车祸迅速引发社会震动，舆论对醉驾的声讨达到顶峰，也直接推动我国醉驾入刑立法的进程。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范围。同月，肇事者因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事件在法律层面得以完结，但对王辉而言，接下来的年是一场更漫长的身体和心理的重建。她经历了十几次手术，从仅能活动手指，到重新站立、行走；她一度自我封闭，现在已走出伤痛，致力于帮助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

“曾经我是受害者，现在我是幸存者。”王辉说：“受害者强调的是无力感，幸存者则强调在灾难中重生。”

以下是王辉的自述。

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 图片来源：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

充满希望的家庭瞬间破碎了

我是后来看监控视频才了解事故全貌的。

年5月9日凌晨，我的小女儿肚子疼，我们夫妻俩带她去儿研所看病，回来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一辆车从后方撞过来，我们的两厢车被撞得只剩下一厢。

事故使我的爱人和双胞胎小女儿永远离开了我，我也身受重伤，浑身处骨折，心脏挫伤，腿被截走5厘米，颈椎也被植入钛板，靠各种手术活下来。

警方后来证实，肇事司机醉驾，且超速驾驶，酿成车祸后下车逃逸。开车前，他在酒吧里喝了两轮酒，撞向我们的时候，车速接近千米每小时，且无刹车痕迹，当时他根本没有看到前方的车。

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家庭，瞬间破碎了。我们夫妻双方都来自普通家庭，一个考上了北大，一个考上了清华，父母把我们培养出来很不容易。我的爱人陈伟宁离世时才岁，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他，当时在外企做到了总监级别，我们的双胞胎女儿也才刚满6岁，可爱又贴心。事故发生的那天是母亲节，我们原本计划好好庆祝一下。

这起车祸在当时反响很大，引起了大众对酒驾的舆论讨伐，推动了醉驾入刑。同时，它也推动了中国代驾行业的发展，在此之前，酒后代驾服务并不普及。

王辉、丈夫与小女儿珠珠的合照。 受访者供图

“几乎是重新拼接起来的”

我是写过遗书的，把女儿托付给发小和亲戚，最后，我决定活下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让我的大女儿成为孤儿，她需要妈妈的陪伴，哪怕是一个残疾的妈妈。我的父母也一样，事故已经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如果我再离开，他们也没法活下去。

事故发生后的那一年，我的大女儿去了南昌上学，由大姑大姑父帮忙照顾。我在医院做康复，我的父母在医院旁边租了一间小屋，在那做饭，再送到医院给我。我全身的肌肉都萎缩了，我的妈妈需要每天给我做按摩，一次几个小时。

我清楚地知道，我将来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的恢复情况。为了不成为父母和小孩的负担，我尽力配合治疗，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理。

“几乎是重新拼接起来的”，医生这样形容我的身体。那一年，我做了十几次手术，最长的超过十个小时。我的左小腿粉碎性骨折，被截去5厘米，又被植入钢架延长出相应的长度，周围坏死的肉被不停地削掉，再在上面植皮。我的颈椎也被放入一块钛板和八颗钛钉。身体的疼痛让我小时不能入眠，医生给我打上杜冷丁，我才能勉强睡上4个小时。

出院后，我的康复之路还在继续。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五点钟出门，转两个小时的地铁去医院接受治疗。我去过的医院不计其数，连燕郊私人诊所的偏方我都试过，身上都被膏药贴烂了。

现在，我能走路，还能开车，医生说算得上是医学奇迹了。一般来说，像我这样有脊神经空洞的，会高位截瘫，终身坐轮椅。我恢复到这个程度，也得益于接受了最高水平的治疗，这背后，亲朋好友同学的帮助、医护人员的支持、保险赔款，都起了很大作用。

不过，这样的治疗并不是暂时的，我需要终身康复，否则身体状态会急剧变差。好在，疼痛已成为习惯，现在并不会太困扰我。

王辉家中的五只小狗。 新京报记者 刘鑫 摄

我只要把光引进来就好了

心理重建的难度并不亚于身体重建。

至少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没有走出事故带来的阴影。我可以木讷地去做很多事，包括坚持做康复，但我基本不与人交流。我是可以生活的，但是没有活着的感觉。

我太思念小女儿珠珠了，希望她能转世投胎回来，甚至想再有一个像她一样的孩子，我还会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她。我的家人也小心翼翼的，生怕触碰到我的痛点，我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所有的照片都被收起来了，连电脑和硬盘都被封存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戴着面具生活，家里的氛围是冰冷的。

车祸并不是谷底，过一段时间，还有更深的谷底等着我。

刚开始，我的大女儿珍珍的状态是很好的，青春期的时候，她的情绪突然爆发出来。她不想上学，跑到学校的楼上，说如果我逼她，她就跳下去。对于当年的车祸，她总这么说：“如果事故不发生，我们家不是这个样子，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每当遇到过不去的坎，她就重复类似的话。

后来，我的母亲患了肺癌，在年去世。肺主哀伤，我猜想她得病与哀伤过度有一定的关系。我母亲所承受的痛苦并不亚于我，珠珠是她带大的，每天和她一起睡觉，加上我一下子瘫痪在床，对她来说是双重打击。我出事住院后，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父母，他们当时肯定已经全面崩溃了，不敢见我。后来的日子里，我的母亲一直在默默付出，即使身患癌症，仍鼓励我学习心理学，我考心理咨询师证书的那天，她说会等我，让我放心去考，她一直等到我考完回来才闭眼离开。

她走后，我翻看她的日记，发现她写了很多未寄出的信，写给“天堂里的伟宁”，写给“天堂里的珠珠”，也写给我。我一度自责，之前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悲伤，忽略了家人的感受。

这些变故让我清醒起来，如果再不调整自己的状态，原先的悲剧将演变成更大的悲剧。

为了改善自己和女儿的状态，我更加系统地学习心理学，学习如何面对亲人的离世，如何处理哀伤，如何和女儿相处。

通过专业的学习，我开始反思自己教育女儿的方式。出事之后，我告诉自己不能让珍珍生活在仇恨当中，迫切地希望她尽快走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告诉她你不应该怨恨，其实是在阻挡她的情绪，她并没有准备好。我要允许她有怨恨，这样她的情绪才能流动和释放，新的情绪才会产生。

为了改善珍珍的状况，我们养了五只狗一只猫，它们让家里热闹起来。珍珍把小动物照顾得很好，她自己的状态也在逐渐好转。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不把太多的期待附加在珍珍身上，如其所是。曾经有一度，我希望她能像我和她爸爸一样，考上名校，甚至希望她能把妹妹的那一部分活出来，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孩子是通过妈妈的眼睛看自己的，当我接纳了她，她才能慢慢走出来。

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的转折点是，我意识到事故已经发生了，我可以悲伤，但是我要对得起自己所经受的那些东西，把它转化成更有意义的存在。我跟很多智慧的老师学习，他们告诉我，如果亲人的离世让我感到遗憾，我可以做一些事情，让世间类似的遗憾少一点，并把我的遗憾安放在那里。

原来，黑暗在就在了，并不需要去掉它，我只要把光引进来就好了。

王辉在主持一场关于情绪调节的线下课程。 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年，我成立了心理服务类公司，给别人提供心理方面的支持，帮他们做认知或情绪上的调整。

我的服务对象中，很大一部分是刚经历亲人离世，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人。可能我的经历，会吸引到这个群体，他们觉得我能给到他们支持。我告诉他们，对于亲人去世这件事，悲伤、难过、自我责备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但是同时，它不代表你不可以好好生活，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它带给你的是什么？

很多妈妈来找我，告诉我孩子爸爸去世了，但小孩现在很懂事。我也会结合自身经历提醒她们，孩子的情绪只是暂时性压抑住了，在没有爸爸陪伴的成长过程中，孩子将面临很多的挑战，累积的情绪可能在青春期爆发，妈妈们需要尽快成长起来，给孩子提供得当的帮助。

现在，我的时间安排得很满。由于身体原因，我每天大概只能睡上四个小时，早餐七点半开始做康复训练，紧接着是直播，晚上还有一些答疑课程，中间偶尔穿插一些关于身心调整的线下活动。我并不觉得累，这是我的热情所在。

“你还年轻，一切可以从头再来”，我一直记得父亲当时在病床前和我说的话。我确实有一股劲头，康复也好，事业也好，我会坚持做一件事，直到把它做好。这股韧劲可能是骨子里的。中学时期参加长跑比赛，起初我是最后一名，但我不急不慢，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超过一个，再超过一个，最后得了第二名，大家都很惊讶。实际上，比赛结束后，我连打了三天的吊瓶。

我的劲头与钱等世俗的东西无关，我觉得我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在支持别人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洗礼。比起当初的目标“生活自理”，现在我有了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创造社会价值。

作为北京市道路安全宣讲团的宣传员，我会去参加酒驾相关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人拿起酒杯就放下车钥匙。我给酒驾的司机播放事故视频，让他们知道如果不留心，类似的悲剧将被复制。我的家庭已经不完整了，但是我能让更多的家庭免受类似的遭遇，我的遗憾也因此得以安放。

现在，我和女儿都能更坦然地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我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在康复和事业上，我的丈夫给予了我很多支持和陪伴。

我和女儿经常晚上出去看看星星，我们仰着头，猜哪颗是爸爸，哪颗是妹妹，哪颗是姥姥。前些年，我会跟天上的他们说，我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但是，现在我会告诉他们，我挺好的，我在人间做着有意义的工作，支持了很多人。

文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

视频 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 刘鑫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丨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