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住时光的姑娘

＂等一下！＂那声音细弱却坚定，像早春的柳芽，倔强地刺破了料峭春寒。

我回头，看见一个瘦弱的姑娘站在小巷口。

她穿着略显老旧的蓝格子衬衫，手里攥着一本泛黄的《青年文摘》。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春天，我二十四岁，刚从邻村相亲碰了一鼻子灰。

相亲对象是村支书的侄女，家里条件不错，但见面不到十分钟就让她娘打发了我。

＂你这工人，一个月四十多块钱的死工资，哪养得起我闺女？＂那婶子上下打量我，语气里满是轻视。

走出她家门，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

男人的自尊，在那个年代格外金贵，我揣着揪成一团的手绢，一言不发地往村口走。

就在那时，她叫住了我。

＂你不适合她，但也许...适合别人。＂姑娘的声音带着几分羞涩，眼神却格外坚定。

她叫林小禾，是下乡知青的女儿。

父亲回城后，她和母亲留在了乡下。

那些年，有不少知青家庭这样，男人先回城，等有了条件再接家人。

可林小禾的父亲回城后就杳无音讯，据说是在城里另组了家。

我叫王建国，县棉纺厂的普通工人，日子过得和我的名字一样平淡无奇。

那时的农村，知青的孩子总是有些不合群。

村里人说她＂书呆子＂，背后还有些闲言碎语，说什么＂知青的崽，城里来的假把式＂。

可我却被她眼里的光芒吸引。

她家的泥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煤油灯下，她读遍了能找到的每一本书。

＂你也看书啊？＂初次搭话，我只憋出这么一句。

＂嗯，能看的都看。＂她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

我看着她怀里抱着的《青年文摘》，那本小册子我认得，是当时年轻人抢着看的。

＂借我看看呗？＂我鼓起勇气问。

＂好啊，不过得小心点，这是我攒了一个月鸡蛋钱才买的。＂

就这样，我们有了交集。

每次去村口小卖部，我都会绕道经过她家门前，假装不经意地与她攀谈几句。

＂你知道我县棉纺厂正在招工吗？＂有一天她忽然问我。

我点头：＂知道，但名额都是关系户。＂

像我这样的农村户口，能进县里的国企已是托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省里的厂子，那简直是天上的星星。

她咬着嘴唇：＂我可以帮你写信。我爸在省里有个老战友...＂

我半信半疑，但还是在《青年文摘》扉页上写下了我的简历。

那时的简历很简单：王建国，男，岁，高中文化，现县棉纺厂临时工，思想表现好，曾获厂里劳动积极分子。

我没想到她真能帮上忙。

信寄出两个月后，我叔叔满头大汗地跑来说，省棉纺厂真有人打听我的情况，有可能调去省里。

村子里炸开了锅，我家的门槛都快被踩破。

＂建国这娃子运道好啊，能进省厂，这辈子可算有奔头了！＂村长抽着烟，笑眯眯地说。

＂这是沾了谁的光啊？＂大伯不住地追问。

我始终没说是小禾帮的忙，只说是厂里领导欣赏我的工作。

而我，则暗自决定要帮她准备高考。

每天收工后，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县图书馆偷偷借来的习题册去她家。

＂这道题不对。＂她时常纠正我。

我不好意思地挠头：＂初中毕业的水平，教你真是班门弄斧。＂

她却认真地说：＂你懂得比书本更重要的东西。＂

她的眼睛在煤油灯下闪烁着琥珀的光泽，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栽了。

家里人很快发现了我的异常。

＂听说你天天往知青家跑？＂大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

＂我帮她补习功課，她想考大学。＂我故作镇定地回答。

＂嘿，就你那点墨水，还教别人？＂大哥不屑一顾。

＂她家那位，当年可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三叔更是直言不讳。

我捏紧拳头，默不作声，心里却憋着一股劲：等着瞧！

六月，知了声声，骄阳似火。

我和小禾的备考到了冲刺阶段。

她熬红了眼睛，瘦得像根竹竿。

我偷偷从厂食堂带回鸡蛋，用酒精炉煮给她吃。

＂大学那么难考，为啥非要去？＂我给她剥着蛋壳，忍不住问。

＂因为只有知识，才能让我们活得不一样。＂她说这话时，眼里有星星。

夏末，高考成绩贴出来那天，全村都沸腾了。

林小禾，全县第三名，被北京一所名校录取。

而我，也收到了去省棉纺厂报到的通知。

临走那天，她站在村口，风吹起她的短发。

＂记得写信。＂她说。

她送我一本崭新的《青年文摘》，扉页上写着：＂世界那么大，我们都要去看看。＂

我递给她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怀表。

＂这样你就不会迟到了。＂我笑着说，掩饰着内心的不舍。

书信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她寄来大学的照片，讲述北京的见闻；我寄去省城的特产和一些土特产，让她在北京也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省棉纺厂福利真好啊，有宿舍，有食堂，还有集体组织看电影！＂我在信中絮絮叨叨地描述着新生活。

＂北京的冬天比家乡冷多了，但图书馆很暖和，我常在那里呆到闭馆。＂她写道。

有一次，我寄给她一台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小收音机，让她能听到家乡的广播。

那时的人们，都用这样笨拙的方式表达着感情。

＂您是小禾的对象吧？＂邮递员老冯常打趣我。

＂哪儿的话，就是朋友。＂我红着脸否认，心里却像灌了蜜。

我渐渐在厂里站稳了脚跟，从一名普通纺织工人升为了班组长。

每月四十五块钱的工资，外加奖金和补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建国，隔壁机修车间的李师傅有个闺女，今年二十，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要不要我介绍？＂车间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支支吾吾地拒绝了。

＂你小子该不会还惦记着那个进北京的知青女儿吧？＂主任一眼看穿我的心思。

＂人家现在是大学生，将来是国家干部，哪看得上咱们这种产业工人？＂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开始怀疑自己和小禾之间的距离。

信，还是照常写，但频率渐渐从一周一封变成了半月一封。

她似乎也忙起来，回信越来越简短。

＂大三了，课业繁重，常在实验室到深夜。＂她解释道。

我能理解，却又无比失落。

八八年春节，我回了趟老家。

村里人见了我，都另眼相看。

＂建国出息了，在省里当干部了！＂村长见了我，热情地拉着我去他家喝酒。

我哭笑不得地解释自己只是个小小的班组长，但谁也不信。

＂小禾回来了吗？＂我终于忍不住问出口。

＂回来了，不过又走了，听说是参加什么社会实践去了。＂村长的媳妇插嘴道。

我的心沉了下去。

三年未见，她已变得遥不可及。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

＂国企要改革，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厂里的年轻人纷纷辞职下海。

起初我不为所动，毕竟＂铁饭碗＂在那个年代意味着稳定和保障。

但当看到昔日的同事开着摩托车回来炫耀，腰缠万贯的样子，我心里也犯了嘀咕。

就在这时，小禾的信来了。

＂我毕业了，分配在北京一家研究所。＂信中的喜悦溢于言表。

我拿着信，心里五味杂陈。

她终于如愿以偿，而我，却仍在原地踏步。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成形。

我辞了国企的工作，跟着一帮兄弟下海经商。

＂建国，你疯了吗？那么好的工作说不干就不干？＂父亲得知消息后，差点气晕过去。

＂时代变了，爹，将来是做生意的天下！＂我信誓旦旦地说。

起初，生意确实红火。

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厂，专门做出口加工。

钱，像流水一样涌进口袋。

我在省城买了套房子，又添置了一辆桑塔纳轿车，春风得意马蹄疾。

小禾的信渐渐少了，我也无暇顾及。

只是偶尔深夜，我会拿出那本她送我的《青年文摘》，轻轻抚摸扉页上的字迹，思绪飘回那个单纯的年代。

第五年，变故来临。

亚洲金融风暴袭来，订单骤减，我们的工厂陷入困境。

合伙人卷款潜逃，债主找上门来。

一夜之间，我从富翁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

＂怎么会这样？＂我坐在空荡荡的厂房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没有人回答，只有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像是在嘲笑我的狼狈。

房子卖了，车子卖了，连婚后添置的家具也拍卖了个精光。

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一去不返。

我欠下一屁股债，灰头土脸地回到老家。

许多人避我如瘟疫，曾经的酒肉朋友一个个消失得无影无踪。

村口的大爷见了我，摇头叹息：＂好好的铁饭碗不端，非要去趟那趟浑水！＂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承受着人们的指指点点。

就在这最低谷的时刻，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

＂你知道不？林小禾回来了！＂村长的儿子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回来干啥？＂我心里一震，却故作平静。

＂听说是辞了北京的工作，回来办什么扶贫书屋。＂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个曾经立志要飞出农村的姑娘，怎么会主动回到这个贫瘠的地方？

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我来到村委会旁的一间简陋平房前。

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向阳书屋＂。

推门进去，她就站在那里，身着简朴的蓝色连衣裙，正在整理书架。

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

＂你怎么回来了？＂这是我们重逢的第一句话。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中满是温柔：＂有人要留下来。＂

就这样，我们重新开始了联系。

每天早晨，我会去书屋帮她整理书籍，下午则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还债。

她从不问我的过去，只是每天中午，准时为我端来一碗阳春面。

＂面条煮得有点老了。＂她有些歉意地说。

＂比我那些年的伙食强多了。＂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书屋渐渐有了名气，村里的孩子放学后都爱往这儿跑。

她教他们读书，辅导功课，有时还组织一些小活动。

我则负责修理桌椅、刷墙、换灯泡这些粗活。

日子虽然清贫，却充实而平静。

＂你在北京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回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这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

她正在给孩子们讲《西游记》，听到我的问话，笑了笑。

＂城里太吵了，我更喜欢这里的宁静。＂

但我知道，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那天晚上，送走最后一个孩子，她坐在书屋的台阶上，仰望星空。

＂城里看不到这么多星星。＂她轻声说。

我在她身边坐下，等待着下文。

＂其实，我一直记得你。＂她突然说，＂那些年，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会反复读很多遍。＂

＂后来你的信越来越少，我以为你忘了我。＂

我哑然，不知该如何回应。

＂你走了十年，我等了十年。＂她转过头看着我，眼里闪烁着泪光，＂难道还在乎多等几年吗？＂

那一刻，我看清了她眼中的光芒从何而来。

是坚韧，是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

我们就这样重新走到了一起。

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没有华丽的婚礼，只是在村委会简单登记，成了夫妻。

村里人起初不理解。

＂林小禾，你这大学生，嫁给一个债台高筑的破产户，是不是傻了？＂有人当面这样问她。

她只是笑笑：＂我看人，从来不看他现在有什么，而是看他将来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联手办起了乡村读书班，帮助那些和我们一样怀揣梦想却囊中羞涩的孩子。

没有华丽的教室，只有村委会腾出的一间平房；没有高薪，只有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

我把欠债的事情告诉了她，她没有一句抱怨，而是帮我制定了还款计划。

我们省吃俭用，一点一点还着债。

她白天教书，晚上伏案写作，为一些杂志撰稿赚取稿费。

我则跑运输、做零工，有时还帮人家耕田种地。

日子虽然清苦，却因为有了彼此的陪伴而变得有滋有味。

＂知道吗？我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对着你送我的怀表发呆。＂她枕着我的肩膀，轻声说。

＂我以为你早就不用那个老古董了。＂我有些意外。

＂它走得不准，但却是我最珍贵的财产。＂她从床头柜里拿出那个已经有些褪色的怀表，轻轻打开。

表盘上，有一张我年轻时的照片，已经泛黄。

＂傻丫头。＂我哽咽着搂紧了她。

两年后，我们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

村里的读书班也有了起色，甚至吸引了县里领导的关注。

＂王建国，林小禾，你们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县教育局的张局长亲自来访，＂县里决定支持你们的读书班，拨专款建一座乡村图书馆。＂

我们喜出望外，连夜规划新图书馆的选址和设计。

＂选在村口吧，方便周边几个村的孩子来。＂小禾建议道。

我点头赞同：＂要有大窗户，采光要好。＂

九八年，新图书馆在村口落成，宽敞明亮，藏书丰富。

小禾成了馆长，而我则担任管理员。

村里人彻底转变了对我们的看法。

＂林老师、王老师好！＂孩子们看到我们，总会甜甜地问好。

＂小禾眼光就是毒辣，当年相中了你，现在可不是修成正果了嘛！＂村长逢人就夸。

日子在挑灯夜读和朗朗书声中流逝。

那些在图书馆里长大的孩子们，一个个走出了大山，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了军，有的南下打工创业。

他们寄回来的信件和照片，贴满了图书馆的一整面墙。

小禾总是一一回信，字迹工整，内容翔实，就像当年回复我的信一样。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昔日的孩子们长大成人，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教师，还有的像当年的我一样，成了工人。

去年，第一批学生办起了返乡助学基金，村口立起了新的图书馆。

小禾被聘为名誉馆长，我则继续当着老管理员。

这些年，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儿子在县城开了家书店。

时光流转，恍如昨日。

今晨，我和林小禾站在图书馆前，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一地金黄。

她的黑发已经泛白，脸上刻满岁月的痕迹，但眼中的光芒依然如初。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也是陪伴我一生的光芒。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本陈旧的《青年文摘》，泛黄的扉页上，她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

＂世界那么大，我们都要去看看。＂

她接过书，轻轻抚摸着封面，眼里闪烁着泪光。

＂我们没能走遍世界，但我们守住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她说。

我握紧她的手，轻声说：＂幸好当年，你喊住了我。＂

远处，村里的广播喇叭响起，播报着今年考上大学的孩子名单，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姓氏，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们的子女。

新一代的希望，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