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亨德拉病毒和马

1

如今被人们称之为亨德拉（Hendra）的病毒并不是可怕的新病毒中出现最早的，也不是最厉害的一种。和其他病毒相比，它的影响相对较小。开始的时候，它所导致的死亡数量不大且一直没有增长；所传播的范围仅限于很小的区域，后来也没有大范围地传播。年，这种病毒第一次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附近。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例病例，其中一例致命。不，等等，更正一下：人患该病的例子只有两例，其中一例不治。还有多匹马也相继发病死去，它们的情况只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动物患病和人类患病的例子在我们看来是事出同源。

如果不是住在澳大利亚东部，你可能感觉不到亨德拉病毒的首次出现有什么可怕，也不认为它有什么值得报道的。这场疫情和地震、战争、海啸和校园枪击案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它非常奇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现在，随着疾病专家和澳大利亚人对亨德拉病毒的了解加深，它不再那么不可思议了，但是这种病毒仍然显得非常奇特。这种病毒的暴发有很多矛盾之处：这种病不常见，零星有感染病例，但是从大的方面看又非常有代表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成为研究地球上某种新的致命病毒出现的开始——年以来，这些新出现的病毒已经导致万人死亡，也反映了一种现象——人畜共患病（zoonosis）。

人畜共患病是指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数量比人们想象的要多。艾滋病（AIDS）就是其中一种。流感（Influenza）包括一系列疾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畜共患病。将这类疾病放在一起看待好像更能够证实达尔文所揭示的一个道理，这是他所揭示的真理中最黑暗、为众人所知但是又不断为人所遗忘的一个，即人类也是动物，和其他动物物种在起源和繁衍、疾病和健康方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孤立地看这种病毒——对刚刚听说这类病毒的人来说，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这些相对少见的病例，是个很好的警示，提醒人们要重视自身的健康，因为瘟疫——和万事万物一样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事出有因的。

2

年9月，一场来势汹汹的疾病在布里斯班北部郊区暴发，感染了那里的马匹。这些马都是良种赛马，饲养条件优越，个个膘肥体壮，专门为了参加赛马比赛。暴发疾病的地方叫亨德拉。这里古老、宁静，到处都是赛马场、赛马的人群和用挡雨板搭成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后院改造成了马厩、售报亭和咖啡店。报亭出售报纸，而咖啡店的名字都非常普通，比如就叫阿彬饮品店。第一例生病的是匹红棕色、名叫戏剧侠的母马，它刚刚从赛马场退下来，并处于怀孕晚期，也就是说这匹马一切正常。戏剧侠在距亨德拉东南部数英里远的一个牧场，开始表现出不正常，这里的草地疏于管理，水草并不丰美，赛马不比赛的时候就送到这里休息。如果它没有发病的话，将作为种母马并在这儿待到临产。此时，戏剧侠的病看起来并无大碍。它只是精神不太好，它的训练师认为它会好起来的。这位训练师是个身材不高，非常精明的男人，叫维克·瑞尔（Vic Rail）。他有一种魅力，让人感到不怒而威，一头棕色的头发向后梳着。在当地的驯马界，他因为训练严格而出名。有一种说法，说他是个“强硬但是非常可爱的家伙”。有些人不喜欢他，但是大家都承认他对马匹了如指掌。

当时，瑞尔的女朋友丽萨·西蒙斯（Lisa Symons）开着一辆拖车来接戏剧侠。这匹母马，好像因脚疼而懒得动。它的嘴唇、眼睑和下巴周围都有水肿。回到瑞尔位于亨德拉的简陋马厩后，戏剧侠出了很多汗，还是很懒散。为了给它增加营养，保住小马，瑞尔想把搓碎的胡萝卜和糖蜜强行给它喂下，可它就是不吃。之后，维克·瑞尔将手和胳膊擦洗干净。现在看来，也许瑞尔当时把手和胳膊洗得还不够干净。

那天是年9月7日，星期三。瑞尔给兽医彼得·瑞德（Peter Reid）打电话，让他过来给这匹母马看看病。瑞德是个高个子的男人，冷静而专业。戏剧侠待在马厩中自己的马房里，地上铺着沙子，它旁边的马房中还有多匹瑞尔的马。瑞德医生看到它的鼻子和眼睛里并没有分泌物，也没有痛苦的表现，但是相对于从前的强壮来讲，它此时显得苍白无力。“情绪低落”，他用这个词来概括戏剧侠的状态。用兽医学的专业术语来讲，这是指身体而不是精神方面的问题。马的体温偏高，心跳很快。瑞德注意到了它面部的水肿。他把手伸到母马的嘴里检查它的牙床，他注意到马的嘴里有没有嚼碎而未下咽的胡萝卜屑，他给它注射了抗生素和止痛剂后就回家了。第二天凌晨四点后，瑞德接到电话被告知戏剧侠快死了。

等瑞德冲回到马厩去看时，马已经死了。它死得特别快而且很痛苦。随着病情加重，它变得非常烦躁，趁门开着冲出马厩冲到前院。它摔倒了好几次，腿上露出了骨头，又站起来，又摔倒。为了保护它，牧场的工人把它按在地上。它绝望地挣扎着站起来，冲进砖堆当中，又被瑞尔和牧场的工人一起按倒在地。它死之前，瑞尔从它的鼻孔中擦出泡沫状的分泌物想帮助它呼吸。彼得·瑞德检查了尸体，注意到它的鼻孔处还有泡沫状分泌物的痕迹。戏剧侠的尸体没有进行解剖，因为维克·瑞尔虽然想知道死亡的原因却花不起尸体解剖的费用，而且当时没有人预见到会有疾病暴发，也没有意识到尸体解剖的重要性。它的尸体被普通拖车悄无声息地运到了布里斯班专门掩埋马匹尸体的垃圾场。

这匹马死因不明。是被毒蛇咬了？还是在那片繁茂的草地吃了有毒的草？一周后，与其同住在一个马厩的其他马匹也相继发病，这些猜测也就不攻自破了。马匹生病的情况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它们生病的原因既不是蛇咬所致，也不是因为食用有毒饲料，而是传染病。

其他染病的马匹有发烧、呼吸困难、面部水肿、眼睛充血、痉挛和行动迟缓等症状。有些马从鼻孔和口腔里喷出泡沫状血液。有些马匹有面部水肿的现象。瑞德发现一匹马在水桶边疯狂地清洗嘴巴。另一匹马发疯似的用头使劲地撞水泥墙壁。尽管瑞德和其他人拼尽全力，接下来的几天里，还是有匹马相继死去，有的痛苦地死去，有的被实施了安乐死。瑞德后来说，“这种疾病在马群中的传播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发病初期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病”。肯定是某种疾病感染了马群。这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仅小时内就有7匹马或疼痛而死或被实施了安乐死。小时内，7匹马相继死去——这简直是屠杀，即使对于经验丰富的兽医来说也是前所未闻的。其中一匹叫蓝天魅影的母马死前近乎绝望地挣扎、喘息，以至于瑞德都无法靠近对它进行安乐死。另一匹5岁的马，原本由瑞尔的牧场送去北部的另一个牧场，因为到达牧场的时候发病很快就被扑杀。那个牧场的兽医对这匹马进行了尸检，发现它的身体器官当中有出血的迹象。与此同时，在亨德拉，瑞尔牧场旁边的一个马厩也有一匹马表现出了类似的临床症状，并被实施了安乐死。

这是人为的破坏吗？这种病是如何在马群中传播或者说如何让这么多马同时染病的？可能是饲料当中含有有毒的污染物。也可能是有人恶意投毒所致。瑞德在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外来的病毒，比方说使非洲马匹染病的非洲马瘟病毒（AHS），这种病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通过蠓的叮咬传播。AHS病毒可以感染骡子、驴、斑马和马，但是在澳大利亚还没有相关报道，而且这种病不会由一匹马传染给另一匹马。再说，昆士兰州9月份的天气还很凉爽，能够传播疾病的蠓还不会出来咬人。可见，这不是AHS病毒所导致的。也许是其他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瑞德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厉害的病毒。”他的话比较含蓄，后来他回忆说：“这是一段给人留下伤痛的时光。”他继续用现有的保守疗法给马匹治病——由于没有确诊，他使用了抗生素、输液和抗休克药物。

与此同时，维克·瑞尔生病了，同时发病的还有牧场的一个工人。开始他们俩的症状有点像感冒，重感冒。后来，瑞尔住进了医院，病情不断加重，住进重症监护室一周后不治而亡。他死于器官衰竭和呼吸困难。尸检表明他的肺部充满血液、其他液体（通过电子显微镜检查）和某种病毒。发病的牧场工人叫瑞·尤文（Ray Unwin），是个乐观的人，他独自回家养病，后来退烧并活了下来。彼得·瑞德曾经帮忙清理马匹气管中泡沫状的血液，却没有染病。几年后，我在亨德拉附近寻访和打电话寻找证人时，找到他和尤文，他们向我讲述了这段经历。

比方说，当我在阿彬饮品店问起瑞·尤文时，有人告诉我他可能在鲍勃·布莱德肖（Bob Bradshaw）牧场。我顺着他们的指引来到布莱德肖牧场。路上有个人，后来我得知他就是瑞·尤文，他手里提着桶，桶里装着粮食。如今，他已是一个中年人，梳着红色的马尾辫，眼里透露出一股疲惫和忧伤。受到陌生人的关注，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已经受够了医生、公共卫生官员和当地记者的关注了。我们坐下来聊天时，他说自己不是个爱发牢骚的人，但是从那次生病后他的健康状况就大不如前了。

随着马匹死亡数量不断增加，昆士兰州政府也介入到这件事情当中，他们从负责全州的牲畜、野生动物与农业的农业和畜牧业部（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DPI）抽调兽医和其他人员为牧民提供帮助，还从昆士兰州卫生部门抽调了官员到现场监察。农业和畜牧业部的兽医开始验尸——也就是解剖马匹，寻找线索，选定的地点就在维克·瑞尔的小院里。很快，小院里就到处是马头、马腿，血和其他液体顺着排水沟流走，怀疑已感染的器官和组织被装在袋子里带走。瑞尔的邻居，养马人彼得·赫尔波特（Peter Hurlbert）在厨房里一边给我沏速溶咖啡，一边回忆起当时邻居家那种阴森、让人感叹的场面。水开了，赫尔波特正好谈到农业和畜牧业部用的垃圾车。“这些街道垃圾车开来时，到处都是马腿和马头——要加糖吗？”

不用，谢谢，我说，我喜欢黑咖啡。

“……马腿、马头和马肠子，所有东西都一股脑地倒在这些垃圾车里了。真是太恐怖了。”他说，当天下午，这个消息就传开了，电视台派了摄像师和记者前来报道。“啊，兄弟，当时的场面真是太血腥了。”警察也到了，在瑞尔的牧场附近拉起了警戒线，看起来好像犯罪现场。这场屠杀是瑞尔的竞争对手蓄意制造的吗？赛马业，像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有自己的软肋，也许比很多行业的软肋还要多。甚至有人问彼得·赫尔波特，瑞尔是否毒杀了自己的马匹和他自己。

在警方考虑是否有人蓄意破坏或者保险欺诈的可能性的同时，卫生官员也有他们所担忧的问题。他们担心可能是汉坦病毒（hantavirus），这种病毒实际上是一组病毒，病毒学家对它们早有了解，不过直到最近它在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等地暴发后才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一年前，也就是年，汉坦病毒组中的一种突然暴发，导致美国西南部地区四角地带的人死亡。澳大利亚对侵入其境内的外部病毒如此警惕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真的是汉坦病毒，那么就比非洲马瘟更糟糕了（不包括马匹）。农业和畜牧业部的兽医将死马的血液和组织取样、打包、冰冻之后送到坐落在墨尔本南部小镇吉隆（Geelong）的澳大利亚动物健康实验室（Australian Animal Health Laboratory）。这个实验室戒备森严，缩写是AAHL，发音像“啊哦”。一群微生物学家和兽医对样本进行了一系列检测，希望通过培养发现某种微生物，进而确定其是否为导致马匹发病的病原体。

他们真的找到了一种病毒，但不是汉坦病毒，也不是AHS病毒。这是一种新型病毒，AAHL的微生物学家们之前没有见过。从它的大小和形状来看，和副黏病毒（paramyxovirus）非常相似。这种新型病毒和这个病毒家族中已为人知的病毒有所不同，每个粒子都有两个碱基对。其他AAHL的研究人员将这种病毒的一段基因排序，将这段排序后的基因输入一个巨大的病毒数据库中，发现这种新型病毒和副黏病毒家族中的一科病毒有着微弱的联系。这正好证实了微生物学家的视觉判断。麻疹病毒（morbilliviruses），包括感染动物的牛瘟病毒（rinderpest virus）、犬瘟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只感染人类以外的动物）和感染人类的麻疹（measles）被归入该类病毒。这种在亨德拉发现的病毒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马类麻疹病毒（equine morbillivirus，EMV），简单地说即为马类麻疹。

几乎同时，AAHL的研究人员检测了尸检时从维克·瑞尔的肾脏细胞中取出的样本，从中也检测出一种病毒，和从马身上发现的病毒一模一样。这就证实了这种马科麻疹病毒不仅仅感染马科动物。后来，随着这种病毒的独特性不断为人所知，人们不再使用EMV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以病毒发生地的名字来称呼它：亨德拉病毒。

发现这种新病毒只是揭示亨德拉病毒奥秘的第一步，还谈不上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去理解这种病毒。第二步是找到病毒的藏身之所。在没有危害马匹和人类的生命安全时，它在哪儿？第三步是找出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病毒是如何从藏身之处出来危害动物和人类的，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

在亨德拉一家咖啡馆初次会面后，彼得·瑞德开车带着我向亨德拉东南方向出发，渡过布里斯班河（Brisbane River），来到戏剧侠生病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峡谷山（Cannon Hill），从前是被城市环绕的牧场，现在是M1公路边一个新兴的郊区。在原来的牧场上，整洁的街道两边盖着住宅。从前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一条街的尽头有个转盘，叫作风琴转盘（Calliope Circuit），转盘中间有一棵莫顿湾无花果树，戏剧侠的尸骨就埋在这棵大树下，不再受到澳大利亚东部亚热带骄阳的炙烤。

“就是这儿，”瑞德说，“这就是那个记载着血腥的树。”他的意思是，这里就是蝙蝠聚集的地方。

3

传染疾病就在我们的身边，在神奇的生态系统中，它就像自然的黏合物，将不同的生物个体和不同的生物物种紧紧联系到一起。生态系统是生物学家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除此之外，他们还研究生物的捕食、竞争、分解和光合作用。捕食者通常是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从外界捕食猎物。病原体（pathogen）相对来说体型较小，从内部获得食物。虽然一般情况下，传染疾病看起来很可怕，实际上这和狮子吃牛羚和斑马、猫头鹰吃老鼠一样，非常自然。

但是不同寻常的情况时有发生。

正如捕食者有自己捕食的物种，有自己喜欢的猎物一样，病原体也是如此。就像狮子偶尔也会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行为，比如捕猎牛而不是牛羚，伤害人而不去捕杀斑马一样，病原体偶尔也会改变攻击对象。偶然事件、变异时有发生。环境会变，需求和机遇也会变。当病原体从某种动物身上感染人并作为感染源寄居在人的身体当中，有时使人染病或者死亡时，就导致了人畜共患病的发生。

人畜共患病，是个比较专业的词语，很多人可能感到比较陌生，但是借助这样的词汇，可以将猪流感（swine flu）、禽流感（bird flu）、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等疾病和其他全球范围流行的传染病区别开来。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医学和公共卫生运动可以战胜一些可怕的疾病，比如天花（smallpox）和小儿麻痹症（polio），但是却没有办法战胜其他一些可怕的疾病，如登革热（dengue）和黄热病（yellow fever）。这也揭示了AIDS起源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注定要在世纪经常使用的词语。

埃博拉病毒（Ebola）、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以及~年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influenza）都是人畜共患病。西班牙流感的病原体来自一种野生水鸟，在传染了家禽家畜（怀疑是中国南方的一只鸭子和美国艾奥瓦州的一头母猪）后，导致万人死亡，之后其杀伤力逐渐减弱，最终销声匿迹。所有的人类流感都是人畜共患病。比如猴痘（monkeypox）、牛结核病（bovine tuberculosis）、莱姆病（Lyme disease）、西尼罗河热（West Nile fever）、马尔堡病（Marburg virus disease）、狂犬病（rabies）、汉坦病毒肺综合征（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炭疽病（anthrax）、拉沙热（Lassa fever）、里夫特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目镜幼虫病（ocular larva migrans）、恙虫病（scrub typhus）、玻利维亚出血热（Bolivian hemorrhagic fever），以及夸赛纳森林病（Kyasanur forest disease）。还有一种新的传染病毒：立百病毒（Nipah）。这种病导致马来西亚很多猪和养猪户死亡。每一个病例都反映出了病原体从其他动物传染给人的过程。艾滋病也是人畜共患病，最早在西非和中非通过一系列偶然的事件传染给人，现在这种病在人和人之间传染，传染的人数高达数百万。这种跨物种之间的病毒传播很普遍，一点也不稀奇。大约%已知的传染疾病或者通过常规渠道传播或者最近才在人畜之间传播。有些这样的传染病，如为人所熟知的狂犬病，传染范围广、死亡率高，虽然全世界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努力想要消除和控制这些疾病，对它们的传染机制有了比较清楚和科学的了解，但是它们仍然对人类有致命的杀伤力，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有些病毒刚刚出现，无法解释为何它们会偶尔发生，在某个地方使几个人死亡（如亨德拉病毒）或者几百人死亡（如埃博拉病毒），然后就消失数年不再出现。

举个反例，天花就不是人畜共患病，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在自然条件下只传染人类。（实验室条件下是另外一回事，在实验室条件下，天花病毒有时可以感染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或者是其他物种，但这主要是为了进行疫苗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消灭天花的行动能够在年取得成功。能够成功消灭天花的原因在于天花病毒在人体（或者实验室条件下严密观察的动物）以外的地方没有藏身之处，不能寄居和繁殖。脊髓灰质炎（poliomyelitis）这种由病毒引起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将近年了，然而，由于卫生条件的提高和孩子接触病毒的时间推后等原因，在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反而成为了让人谈之色变的传染病。在美国，小儿麻痹症对人类的影响在年达到顶点，一次暴发就夺走了多个生命，其中多数是孩子，还有人留下瘫痪的残疾。那之后不久，乔纳斯·赛克（Jonas Salk）和阿尔伯特·赛宾（Albert Sabin）以及病毒学家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Hilary Koprowski）（关于此人颇有争议的职业生涯，稍后详述）研制出的疫苗推广开来，最终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一些相关机构发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旨在彻底消除小儿麻痹症，这项运动至今已将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减少了%。美洲国家、欧洲和澳大利亚都宣称已经在本国境内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据年的最新报告，只有五个国家还存在少量偶发的小儿麻痹症的病例，这五个国家是：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中国。和其他花费巨大的全球性卫生运动不同，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原因何在？因为给几百万人注射疫苗的费用低，操作简便而且长期有效。因为除了感染人类，小儿麻痹病毒根本无处藏身，这种疾病不是人畜共患病。

而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却有藏身之处，因此它们非常复杂，给人类带来麻烦，也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猴痘和天花类似，是由一种与天花病毒有着密切关系的病毒引起的，对生活在中非和西非的人们构成了持续的威胁。猴痘和天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能感染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这种疾病也因此得名）和其他哺乳动物，如老鼠、田鼠、松鼠、兔子和美国草原狗。黄热病能够感染猴子和人类，病毒能在受害者之间传播，有时也能由猴子传染给人类。如果被某种蚊子叮咬，这种疾病就会在某个物种之内或者物种之间传播了，情况也会变得更复杂。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黄热病可能会一直存在——除非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杀死非洲和南美热带地区的所有蚊子和猴子。莱姆病的传播媒介是一种病毒，藏在一种白爪老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身上。当然，这些病原体并不是有意识地隐藏起来的。过去它们一直寄居在这些地方，通过传播得以生存和繁殖，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进化使这些偶然事件成为生物生存下去的策略。

最不显眼的策略就是潜伏在贮存宿主（reservoir host）体内。贮存宿主[有些科学家更愿意用“自然宿主”（natural host）这个说法]，是长期携带病原体的活体，但是没有发病的反应，或者发病的反应很小。当疾病在两次暴发间隙消失的时候（正如年亨德拉病毒那样），病原体肯定藏在了什么地方，是不是？也许它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但是很可能不是这样。也许它只是在这个地区消失了，当风和命运把它从别的地方带回来时，它又重新出现。或者，它还在亨德拉地区附近，在某个贮存宿主体内。也许是啮齿目动物？也许是鸟？也许是蝴蝶？也许是蝙蝠？在生物物种丰富、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地方，寄居在某个贮存宿主体内而不被发现，可能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如果生态条件恰好相反，也为病毒提供了寄居的有利条件，因为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也可能导致疾病滋生。正如摇晃树的时候肯定会有东西掉落。

几乎所有的人畜共患病都是由以下6种病原体中的1种感染所致，即病毒、细菌、真菌、原生生物（一群体型较小但是比较复杂的生物，如变形虫，其之前被错误地认为是原生动物），以及蛋白感染素和蠕虫。疯牛病（mad cow disease）就是由蛋白感染素引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变异后引起其他分子变异，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他早期著名的小说《猫的摇篮》（Cat’s Cradle）描述的被感染后的叫九重冰（ice-nine）的水那样。非洲昏睡病（sleeping sickness）是被一种叫作布锥虫（Trypanosoma brucei）的原生生物感染后所致。这种原生生物寄居在采采蝇（tsetse flies）身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哺乳动物、家畜和人之间传播。炭疽病毒能够在土壤中潜伏数年，一旦条件适宜，可以通过放牧的牲畜感染人类。弓蛔虫病（Toxocariasis）是一种弓形蠕虫（roundworms）引起的危害不大的人畜共患病，这种病可以由狗传染给人。幸运的是，像狗一样，你也可以将这种蠕虫排出。

病毒引起的问题最多。它们进化得非常迅速，不会受到抗生素的影响，难以捉摸，也有多种危害，有非常高的致死率。和其他生物或者准生物相比，它们非常简单。埃博拉病毒、西尼罗河病毒、马尔堡病毒、SARS病毒，猴痘、狂犬病毒、马秋波病毒（Machupo）、登革热、黄热病毒、立百病毒、亨德拉病毒、汉坦病毒（在韩国被首次发现）、基孔肯雅病（Chikungunya）、胡宁（Junin）、博尔纳病毒（Borna）、流感和HIV（包括引起艾滋病的主要病毒HIV-1，以及传播不怎么广泛的HIV-2）都是病毒引起的。病毒所引起的疾病还有很多。在亚洲，“猴泡沫病毒”（simian foamy virus，SFV）通过集会（如佛教和印度教的寺庙）的方式感染猴子和人类，因为在这些地方，人和被驯化的恒河猴能够近距离接触。进入寺庙朝拜的各国游客只要给猴子喂食，就可能感染SFV。有些游客回国时带走的不仅仅是照片和美好的回忆。著名的病毒学家斯蒂文·S·摩尔斯（Steven S. Morse）说：“病毒不会移动，但是很多病毒都到过世界各地。”它们不会跑，不会走，不会游泳，不会爬，但是它们可以依附载体“移动”到各个地方。

4

将亨德拉病毒分离出来，成为在AAHL这样严格保密的实验室里工作的病毒学家需要面临的工作。“分离出来”是指捕捉到这种病毒并且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出更多的病毒。分离出来的病毒是病毒中被捉住的活体细胞，这样的细胞一旦扩散出去是有风险的，但是对现在的研究非常有用。病毒的粒子非常微小，只有将其杀死才能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所以分离出来的病毒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观察到。先从感染的动物或者人的身上提取一小块组织、一滴血或者其他提取物，希望能够从中得到病毒。像添加酵母一样，将接种体加入到有活体细胞的营养液中。接下来就是孵化、等待和观察。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发现。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会有所发现。如果病毒开始大量繁殖，并对病毒培养液中的细胞造成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伤害，试验就成功了。理想的状态下，可能会形成瘟疫，或在培养液中形成大的斑点，每个斑点都代表病毒在此造成了损害。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经验，以及昂贵、精密的仪器和小心谨慎地避免感染（这可能会造成假象）或者偶然导致的病毒扩散（病毒扩散可能会感染你，危及同事或者造成城镇里人们的恐慌）。在实验室工作的病毒学家不是吊儿郎当的人。他们不会出现在酒吧，手舞足蹈地夸大他们可能遇到的危险。他们通常都专注，爱好整洁，非常安静，有点像核工程师。

在自然环境下和在实验室条件下发现病毒的寄居之地是截然不同的。这是项户外工作，面临着不可控的风险，有点像寻找北美洲灰熊的住所。在野外寻找病毒的人非常细心、谨慎，其谨慎程度仅次于实验室的专家，因为他们的工作也马虎不得。他们的工作环境是自然界，更加嘈杂、混乱，有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如果怀疑某种新的病毒是人畜共患病毒（绝大多数新病毒是人畜共患病毒），科学家就要深入森林、沼泽、田地、废旧的建筑、下水道、洞穴或者养马的牧场去寻找。寻找病毒的人得是个有野外工作经验的生物学家，受过人类医学、兽医学、生态学，或者综合这三个学科的高级培训——通过捕捉和观察动物他能够发现问题，并痴迷于寻找问题的答案。所有的这些特质，一个叫修姆·菲尔德（Hume Field）的人都有，他三十多岁，又高又瘦，说话轻声细语，那时正在研究亨德拉病毒。

菲尔德在昆士兰州海边的一个县城中长大，从凯恩斯到罗克汉普顿（Rockhampton）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小时候，他热爱自然，经常爬树、在灌木丛中旅行、放假的时候到叔叔的牧场上玩耍。他父亲是一名警探，好像预示了他儿子后来成为病毒探索者的身份。他在昆士兰州东南部的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获得了兽医学本科学位，成为学校旁边一个动物庇护所的志愿者，帮助受伤的野生动物恢复健康。年毕业后，他在布里斯班从事兽医工作数年，后来成为巡诊全州的兽医（澳大利亚人称之为“临时工”）。那段时间，他医治了很多生病的马匹，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畜和宠物。世纪年代初，菲尔德回到昆士兰大学攻读生态学的博士学位。

他的研究重点是野生动物保护，所以需要参与一个项目来完成博士论文。因为野猫（家猫在野外的环境下也具有了野性）对澳大利亚当地的野生动物造成巨大的伤害，它能够杀死小型的有袋动物和鸟，并且成为疾病的源头。菲尔德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野猫及其造成的影响。维克·瑞尔的马厩中暴发疾病时，他正在从事这项研究，抓到猫后给它们带上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的住处。菲尔德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是农业和畜牧业部的科学家，他问菲尔德是否愿意去参与其他的研究项目。他们部门需要有人研究这个新出现的疾病的生态方面的情况。很久以后，当我到布里斯班农业和畜牧业部下属的动物研究所（Animal Research Institute）拜访他的时候，菲尔德告诉我：“于是，我把研究野猫的事抛在一边，开始寻找亨德拉病毒在野生动物中的贮存宿主。”

通过回顾指标病例（index case），他开始了寻找亨德拉病毒的过程——回顾第一匹感染的马匹，以及它的病史和发病地点。这匹马就是戏剧侠，在峡谷山的牧场发病的那匹怀孕的母马。他仅有的线索就是这种病毒属于副黏病毒，一种昆士兰州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几年前曾经在啮齿类动物（rodent）身上发现过的新的副黏病毒。菲尔德在牧场上建起了一个捕捉系统（trapping regime），旨在抓住每个小型和中型的脊椎动物（vertebrate），比如啮齿类动物，负鼠（possums），袋狸（bandicoots），爬行动物（reptiles），两栖动物（amphibians），鸟和古怪的野猫。然后从每个动物身上提取血样，并且将啮齿类动物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血样送到DPI的实验室进行筛查以便测定是否含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antibody）。

筛查抗体和分离病毒，就像脚印和鞋子的区别一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抗体是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的来对抗生物入侵者的分子。它们和入侵宿主的病毒或细菌或其他微生物形状相似，与其融合并且使其失去作用。它们的这种特性和杀死入侵微生物后仍然留在血液当中的事实，使其成为现在或者过去宿主感染病毒的宝贵证据。这也正是修姆·菲尔德希望找到的证据。但是在峡谷山抓到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其余的动物身上也没有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让菲尔德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他找的地方不对，或者找对了地方，但是方法不对或者找的时机不对。他想，也许时间不对才是关键。戏剧侠是9月份得病的，半年过去了，他是在3月、4月和5月寻找病毒。他怀疑“可能病毒或者宿主的出现是季节性的”，现在的季节也许不对。菲尔德筛查了瑞尔的马厩附近的猫、狗和老鼠，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病毒是季节性出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病毒出现然后消失的时间跨度比较短。比方说，大量的蝙蝠夜间在峡谷山的马场上觅食后回到位于其他地方的栖息地休息，整个白天都不出来。彼得·瑞德听峡谷山的一位居民说过，夜晚那几个小时里，“密集的狐蝠聚集在一起就像夜空中的繁星”。据此，瑞德向AAHL建议说应该关注这里的蝙蝠，但是很明显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在水库附近追捕蝙蝠的修姆·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工作陷入了僵局，直到年月，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在此事上还是毫无进展时，一个不幸的事件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位叫马克·普莱斯顿（Mark Preston）的年轻甘蔗种植户突然发病，他住在马克雷镇（Mackay）附近，距布里斯班北部大约英里。他妻子把他送到医院。普莱斯顿的症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因为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出现了两次问题。年8月，他得了一种怪病，当时被诊断为脑膜炎（meningitis）且病因不明——其症状为头疼、呕吐、脖子僵硬——后来恢复了健康。或者说看起来是恢复了健康。脑膜炎是指头部或脊髓（spinal cord）部位的黏膜（membrane）发炎，可能是由微生物、病毒或者是药物反应引起的，也可能突然发病，不知不觉就痊愈。普莱斯顿又回到农场辛勤地耕作。这个农场为他们夫妇共有。他妻子叫玛格丽特（Margaret），是一名兽医，主要给甘蔗和马匹治病。

马克·普莱斯顿这次的病是不是以前病因不明的脑膜炎复发了？入院后，他被诊断为严重脑炎（encephalitis）——也就是大脑黏膜发炎，病因仍然不明。药物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但是医生们在脑电图仪（electroencephalograph）上看到情况不妙。后来的医疗报告称“他持续高烧且没有恢复意识”，“入院天后不治而亡”。

普莱斯顿最后一次发病时提取的血清中亨德拉抗体测试为阳性。一年之前他第一次发病时，血清样本被储存起来，这次测试，发现也是同样的结果。第一次发病时他的免疫系统打败了亨德拉病毒。对他大脑组织的尸检和其他检测都证实了亨德拉病毒的存在。很明显，亨德拉病毒攻击过他一次，败下阵来，在其体内潜伏一年后又重新攻击，并致其死亡。这是病毒全新的攻击方法，让人听后毛骨悚然。

他是在哪儿被传染上这种病的？调查人员发现，年8月，普莱斯顿的农场曾死了两匹马。两匹马突然得了重病后，马克·普莱斯顿帮助妻子照顾过这两匹马，在他妻子对马进行尸检时也曾经从旁协助。玛格丽特·普莱斯顿从两匹马身上提取并保存下来的样本中的亨德拉病毒检测也呈阳性。尽管自己也曾接触过亨德拉病毒，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却没有发病——和彼得·瑞德一样，维克·瑞尔的牧场马匹死后数周，他也接触过这种病毒，却没有发病。这两位兽医的安然无恙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新型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畜的。普莱斯顿发病的地方和这种病第一次暴发的地方距离这么遥远，这个情况使专家们开始思考和担忧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病毒传播多远了？以第一次疾病暴发的地点为圆心，以亨德拉到马克雷的距离为半径画圆，所覆盖的地区作为疾病可能传播的区域，大概涉及万人，多达澳大利亚人口的一半。

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这种病毒传播得多远了？由感染疾病专家约瑟夫·麦考马克（Joseph McCormack）率领的研究小组进驻了维克·瑞尔去世的布里斯班医院，进行了更大范围的研究。他们筛查了昆士兰州匹马的血清和份人体血清，这些人都和亨德拉病毒的案例有过某种程度的联系。所有的马匹和人的血清中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可以推测，这些抗体呈阴性的样本让卫生部门的官员一筹莫展，也加深了科学家们脸上的疑惑。麦考马克的研究小组总结说：“这种疾病需要通过密切接触才能从马传染给人类。”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只说“需要密切接触”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安然无恙而她丈夫却染病而亡。事实是：密切接触、运气不佳或者其他一两个因素才能使人感染这种疾病，然而没有人知道其他因素是什么。

马克·普莱斯顿的案例给修姆·菲尔德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地图上的第二个疾病暴发点和疾病暴发的第二个时间点。年8月在马克雷发现亨德拉病毒；年9月在峡谷山牧场和瑞尔的马厩中发现亨德拉病毒。菲尔德动身去了马克雷，用上了他以前用过的方法：捕捉动物，抽取血样，将血清送回实验室检查是否存在抗体。又是一次无功之举。他还从各种受伤或者体力不支的野生动物，或者捕获后还未放归野外的动物身上提取样本。这些喂养受伤的野生动物的人，是一群善良的人，平时不是以养殖为生，在澳大利亚被称为野生动物的“守护者”。人们通常根据他们喂养的动物将他们进行分类：袋鼠守护者、鸟类守护者、负鼠守护者和蝙蝠守护者。多年从事兽医工作使修姆·菲尔德对这些人有所了解，大学期间作为动物救护所的志愿者时，他也曾经是其中一员。现在他从这些守护者喂养的动物身上也提取了血样。

可恶，还是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踪影！

年1月，由于寻找亨德拉病毒贮存宿主的工作陷入僵局，菲尔德参加了由其在DPI工作的导师发起，由相关官员和研究者参加的一次病毒研讨会。他们哪里做得不对？他们如何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亨德拉病毒下一次会在哪儿暴发？昆士兰州的赛马业面临着损失数百万美元的危险，人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这已经不单纯是医学上的难题，更是执政部门和公共关系部门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会上人们提出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路：使用生物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很明显，贮存宿主（或者说宿主），不管它（或它们）是哪种生物，肯定生活在马克雷和峡谷山——至少每年有一段时间以某种方式生活在这两个地方，这段时间包括8月和9月。这就将矛头指向了那些在昆士兰州分布非常广泛或者在这个州活动范围非常广泛的动物。参加会议的这些人（根据基因学方面的一些证据，发现没有病毒物种的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倾向——也就是说，病毒在移动和融合）更倾向于两种可能性中的后一种：这种病毒的贮存宿主移动性强，可以沿着昆士兰州的海岸移动数百英里的距离。这种想法将怀疑的对象锁定在鸟类和蝙蝠身上。

当时，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排除了鸟类是病毒宿主的可能性。第一，他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副黏病毒可以通过鸟类传染人类。第二，鉴于这种病毒传染人类和马匹，哺乳类动物更可能是这种病毒的贮存宿主。宿主之间的相似性极大地增加了病原体在两者之间传播的可能性。蝙蝠是哺乳动物，也能移动。更重要的是，尽管当时澳大利亚没有狂犬病，但是众所周知，蝙蝠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可怕病毒即狂犬病的宿主。（很快就会发现蝙蝠–病毒–人类之间的联系还有很多，包括在澳大利亚发现这三者间更多的联系；年，这种联系还不是非常明显。）菲尔德从这次会议上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命令：观察蝙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抓住会飞的蝙蝠或者在巢穴抓住蝙蝠可不像在草地上抓住啮齿类动物或者负鼠那么简单。昆士兰当地最著名、飞的最远的蝙蝠就是狐蝠，它们分属于四个不同的种类，每一种都是体型巨大、以水果为生的蝙蝠，翼展能够达到3英尺多。狐蝠通常生活在红树林（mangroves）中、白千层植物（paperbark）沼泽里或者热带雨林中巨大的树枝上。抓到它们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由于准备不足，菲尔德首先找到了野生动物守护者。他们手中有捕获的蝙蝠。在罗克汉普顿靠近马克雷的海岸的一个动物庇护所里，他发现受伤的动物中有黑狐蝠，即食果蝠（Pteropus alecto）。成功了！从黑狐蝠身上提取的血样表明其亨德拉病毒抗体呈阳性。

但是，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修姆·菲尔德这样追求完美的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表明黑狐蝠可能感染了亨德拉病毒，但不一定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之一——更不要说就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了。他和同事们继续寻找。几周之内，在其他三种狐蝠身上也发现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灰头狐蝠（gray-headed flying fox）、眼镜狐蝠（spectacled flying fox）和体型较小的红色狐蝠（red flying fox）。DPI的团队也检测了十几年前从狐蝠身上采集的旧的样本。这一次，样本中再次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痕迹。这次发现表明在亨德拉病毒传染维克·瑞尔的马匹之前蝙蝠早已携带了这种病毒。年9月，瑞尔的农场暴发亨德拉病毒后两年，一只怀孕的灰头狐蝠被金属篱笆缠住了。

它所怀的双胞胎胚胎流产后，被实施了安乐死。不仅它的亨德拉病毒抗体测试呈阳性，它也使科学家第一次从蝙蝠体内分离出了亨德拉病毒。在它的尿液样本中发现了活的亨德拉病毒，后经证实和在马匹和人类体内发现的亨德拉病毒一模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注重审慎的科学范围内，这也足以说明狐蝠是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的可能性非常大。

菲尔德和他的同事观察越久，发现的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证据就更多。经过了对蝙蝠的初步调查，大概%的狐蝠体内亨德拉病毒抗体呈阳性。样本个体的抗体呈阳性的百分比，即表明蝙蝠或过去或现在有过感染的历史的百分比，也叫血清阳性率（seroprevalence）。根据取样，可以推测整个蝙蝠群体中感染的百分比。随着团队对更多的蝙蝠进行检测，血清阳性率的数字在不断上升。两年内，他们总共从只狐蝠身上取样，菲尔德和同事们报告亨德拉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为%。简单地说：在澳大利亚东部天空中飞行的几乎一半的大型蝙蝠都是或者曾经是这种病毒的携带者。看起来有点像亨德拉病毒从天而降。

科学家们将这些发现发表在《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以及《柳叶刀》（The Lancet）等杂志的同时，这些信息也见诸报端。其中一条新闻的标题是“蝙蝠病毒引恐慌，赛马行业有危机”。在犯罪现场才会看到的警戒线和瑞尔的农场上肢解的马匹成为电视工作者争相追逐报道的焦点，而且他们对此的兴趣一直没有减退。其中一些报道客观、准确，但并非所有的报道都是如此。有些报道让人们心存不安，人们开始焦虑起来。确定狐蝠为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后，加上蝙蝠中的高血清阳性率，使这些本来就让人们印象不佳的动物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蝙蝠在人们心中的认可度从来就不高，现在在澳大利亚，蝙蝠的认可度就更低了。

一个晴朗的周六，在亨德拉赛马场，一位著名的驯马师利用比赛间隙，在赛道上告诉我他对此事的看法。亨德拉病毒！这个人一提到这种病毒就大叫起来。他们不能放任这种病毒的传播！“他们”是指政府部门。他们应该消灭蝙蝠！就是这些蝙蝠才导致了这场疾病的暴发！它们倒挂着睡觉将屎拉在自己身上！（真是如此吗？从生物学上看不太可能。）它们将屎拉到人身上！事情应该反过来——人们应该将屎拉到它们身上！它们有什么用处？将它们都消灭光！为什么还没这么做？因为那些绿色环保者不容许这么做！他咆哮着说。我们是马师协会的会员，马师协会是马师的职业组织，我和彼得·瑞德一起成为该协会的会员。政府应该保护人的安全！应该保护像我们的朋友彼得这样的兽医！这位驯马师激动地说，愤愤不平。这位驯马师是澳大利亚赛马界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身材不高，高傲、精悍、头发花白，留着背头。我是他俱乐部的客人，对他心存敬意——或者说，我应当让气氛稍稍轻松一些。[出于公平起见，他没有过多地谈及另外一名感染该病的人，一位叫本·坎宁（Ben Cunneen）的昆士兰州的兽医，他在为病马治疗的时候患上了亨德拉病而去世。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疾病对养马人的生命威胁和对澳大利亚整个赛马行业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当我礼貌地表示要引用他录音中的话时，他的说法显得有所缓和但是主要观点还是没有改变。

他所说的“绿色环保者”很显然包括蝙蝠守护者。随着证据不断增加，有些不是非常坚定的绿色环保者、蝙蝠守护者也逐渐焦虑起来。他们主要有两个担心之处，且这两点很难平衡：这种病毒会使蝙蝠更加不为人所接受，导致消灭蝙蝠的呼声（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驯马师）高涨；他们自己在从事喂养蝙蝠这项善举的过程中也会被感染上这种病毒。第二种担忧刚刚出现。这肯定会使某些人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要照顾动物的承诺。毕竟，他们是蝙蝠爱好者而不是病毒爱好者。病毒也算是野生动物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可能不是。几位动物守护者要求筛查体内是否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使得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项调查由昆士兰大学的一位年轻的流行病学专家琳达·赛尔维（Linda Selvey）迅速地组织和领导起来。

赛尔维深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野生动物守护员当中，最终有名蝙蝠守护者愿意或者希望接受测试。她和团队成员一起采集血样，并请每一位参加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这些调查问卷显示这人当中的很多人都和狐蝠有过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喂狐蝠、护理它们、经常被蝙蝠抓伤或咬伤。有一位守护员的手曾经被感染了亨德拉病毒的蝙蝠咬过一个很深的伤口。赛尔维的调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就是这名蝙蝠守护者中抗体呈阳性、即感染病毒的比率为0。尽管长年累月喂养蝙蝠，尽管有各种抓伤和咬伤，尽管抱过狐蝠或者接触到了口水和血液，没有一个人免疫系统表现出感染了亨德拉病毒。

赛尔维的报告是年月出炉的，当时她还是一名在校的研究生。后来她成为昆士兰州卫生厅传染疾病处的处长。再后来，我们在布里斯班一间嘈杂的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这些蝙蝠守护员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赛尔维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些人，我想可以说是一群对动物充满感情的人。”男人和女人都有吗？她说：“主要是女性。”也许没有孩子的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激情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吧。通常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对动物进行护理，往往需要准备一个舒服的大笼子，这样蝙蝠就可以在无需照料的时候在这里休息了。蝙蝠和人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蝙蝠的病毒感染率又如此之高，赛尔维的研究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例守护员被感染的病例，我觉得不可思议。名守护员中一例抗体呈阳性的都没有吗？我问她，这样的事实让你如何看待这种病毒的性质呢？

她说“需要某种放大器”，她指的这种“放大器”正是马。

5

先说说口蹄疫（foot-and-mouth disease，以下简称FMD）吧。每个人都听说过此病。每个人都看过《赫德》（Hud）这部影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至少不是非常准确地知道，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导致患口蹄疫病的病毒属于小核糖核酸病毒（picornaviruses），和引起小儿麻痹、普通感冒的病毒同属一种。人类感染FMD病毒的机会非常小，造成的危害也不过就是在手、脚或者嘴唇上起皮疹。这种病最经常、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感染偶蹄类（cloven-hoofed）家畜，如牛、绵羊、山羊和猪。（偶蹄类的野生动物中的鹿、麋鹿和羚羊也极易感染此病。）此病主要的临床症状就是发烧、跛脚，嘴里、脚上长出小水泡。正在哺乳的雌性动物，乳头上有时也会长出水泡，如果水泡破裂，就会形成溃烂，对母兽和幼仔都会造成影响。这种病死亡率相对较低，但是发病率（即这种病在一个群体当中的发生率）较高，也就是说这种疾病的传染性非常强。患病的家畜不能制成肉制品上市，导致生产率降低，这对于利润相对较小的大规模的家畜养殖业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疾病的快速传播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为避免病毒进一步传播，染病的牲畜必须被杀死。没有人愿意买可能携带病毒的牲畜，外贸出口大幅度削减。牛、羊和猪变得一钱不值——甚至比一钱不值更麻烦，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官方的一份报告，“从经济角度来讲，这是世界上动物界最重要的传染病，FMD在美国的暴发导致了贸易和市场上高达亿美元的损失”。这种病毒通过直接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动物粪便和乳汁传播，甚至还能通过气溶胶（aerosol）传播。一场温暖的微风就可以将这种疾病从一个农场传播到另一个农场。

FMD的影响因不同动物物种而异。羊被感染后通常不会表现出特别的症状。牛的症状比较明显，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将病毒从一头牛传染给另一头牛（口鼻接触传播）或者通过哺乳在母子间传播（母牛传染给小牛）。猪的表现比较特别：猪的排泄物中的病毒比其他家畜排泄物中的病毒多得多，而且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呼吸将病毒大量地传播出去。猪通过打喷嚏、打呼噜、喘息、打嗝和咳嗽将病毒传播到空气中。曾有实验研究表明，猪的气息中携带的FMD病毒是感染后的牛或羊的气息中病毒数的倍。一旦这种病毒传播到空气中，可以扩散数英里远。这也是为什么猪被认为是这种病毒的扩大宿主（amplifier host）。

扩大宿主是指病毒或者其他病原体在其体内复制和新生大量病毒的物种。由于扩大宿主的生理机能，或者免疫系统，或者和这种病毒接触的历史，或是一些谁也不了解的原因，使病毒能够在宿主身上大量繁殖。扩大宿主成为贮存宿主和一些不幸的原本不易感染这种疾病的动物之间的媒介，这些动物需要更大量的病毒或者更加密切的接触才能得上这种疾病。可以用“临界值原理”来理解这个现象。扩大宿主感染的临界值相对比较低，却能够繁殖出大量的病毒，其繁殖出的病毒数量之大足可以跨过其他动物相对较高的感染门槛。

并不是每一种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都需要扩大宿主才可以感染人类，但是很明显，有些疾病要想传染给人类必须通过扩大宿主。究竟哪些疾病传染给人类的时候需要扩大宿主，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疾病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同时，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假设的工具。琳达·赛尔维和我在谈及亨德拉病毒、使用“扩大宿主”这个词时，没有提到FMD的感染机制，但是我知道她提到马时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马会成为亨德拉病毒的扩大宿主？为什么不是袋鼠、袋熊、考拉或者长鼻袋鼠？如果马起到了扩大宿主的作用，那么一个明显的事实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并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而是属于外来物种，大约多年前由欧洲定居者带到澳大利亚。分子进化学家解读的基因证据表明，亨德拉病毒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病毒。和麻疹病毒这个远亲不同，这种病毒已经在澳大利亚潜伏很久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蝙蝠也是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古老动物；昆士兰州的化石记载表明小型蝙蝠已经在这儿生活了万年之久，而狐蝠大约是在万年的中新世早期在这个地区进化。人类的出现是最近的事情，大约只有多年的历史。更准确地讲，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在这片土地开辟家园、乘坐简陋的木舟取道东南亚经南海和努沙登加拉群岛（Lesser Sunda）到达澳大利亚西北部这片陆地时，人类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这至少是年前，也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所以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4个因素当中的3个因素——狐蝠、亨德拉病毒和人——可能从更新世时代（Pleistocene era）就已经共同生活在澳大利亚了。然而，直到年1月，马才抵达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

和其他接下来的事相比，这只是一个小的变化。这些最早到达的马匹乘坐第一舰队的船只，在亚瑟·菲利普船长（Captain Arthur Phillip）的带领下来到澳大利亚，这位从英国来的船长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建立一个罪犯的流放地。在大西洋上航行了5个月后，菲利普在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附近的一个荷兰人定居点停了下来，装备物资和牲畜，以便从非洲继续向东进发。他绕过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即现在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沿着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朝北继续航行。其实，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早已到达过这里，“发现”了这片土地，但是菲利普的队伍是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在距现在悉尼很近的一处天然良港中，他的小舟将名犯人，头猪，只羊，只山羊，5只兔子和9匹马送到岸上。这9匹马中有2匹种马，4匹母马和3匹小马。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化石或者史实方面的记载表明澳大利亚有马科动物。也没有亨德拉病毒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当中暴发的说法（至少没有为世界所知的说法）。

年1月日，亨德拉病毒暴发所需的所有因素几乎都凑到了一起——病毒、贮存宿主、扩大宿主和易感的人类。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疑问。在亚瑟·菲利普船长将马带到这片大陆到维克·瑞尔牧场的马发病中间，有年的时间。为什么病毒潜伏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才会出现呢？还是这种病毒早已出现或者经常出现，只是从来没有人确定其究竟为何种病毒？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究竟有多少例感染亨德拉病毒的患者被误诊为被蛇咬伤？

科学家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正在探究。

6

年亨德拉病毒只是厄运之鼓中的一个重音。在过去的年里，鼓点越来越响，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传播得越来越快。这种现代才出现的人畜共患病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的？

选定一个时间点显得有些刻意，但是到年之间在玻利维亚人聚居的村庄中马秋波病毒的暴发，可能是现代人畜共患病的开始。开始，这种病毒并不叫马秋波，当然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毒。马秋波是灌溉玻利维亚低地东北部的一条小河的名字。这种疾病的第一例病人是当地的一个农夫，发了高烧但并不致命，病来去匆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是年比较潮湿的季节。接下来三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更多的这种病例，病情更加严重。症状包括发烧、发冷、恶心、呕吐、身体疼痛、鼻子流血和牙龈流血，被人称为爱尔蒂弗黑人（El Tifu Negro）（因呕吐物和粪便的颜色而得名）。截至年末，已有人感染此病，死亡率达%。直到人们将该病毒分离出来，找到其贮存宿主以及通过预防的措施阻断了其传播方式，才拯救了此病的患者。捕鼠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科学工作是在困难的野外条件下，由美国人和玻利维亚人组成的团队完成的。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名叫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他开诚布公地说，他为病毒的危险之美所吸引。他找到了病毒，但也几乎因此而丧命。之后，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派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小分队：约翰逊和同事去的时候发明了自己的方法和工具。在巴拿马的一家医院退烧痊愈后，卡尔·约翰逊在寻找新出现的病原体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将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引起人们关注和焦虑的病原体列成一张单子，其中不仅包括马秋波病毒、还有马尔堡病（）、拉沙热（）、埃博拉病毒（，卡尔·约翰逊在此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HIV-1（推断出这种病毒的存在，年最早分离出这种病毒）、HIV-2（）、无名病毒（Sin Nombre）（）、亨德拉病毒（）、禽流感（avian flu）（）、立百病毒（）、西尼罗河（）和SARS（），还有发生在年的让人非常恐慌但是反季节发生的猪流感。这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比维克·瑞尔的那匹可怜的母马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让人为之激动。

人们也许会说这些疾病是一系列可怕但是却毫不相关的事件——由某种神秘的原因引起，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个个独立的事件。马秋波、HIV、SARS和其他疾病可以看成是“上帝的行为”，是和地震、火山喷发和流星陨落一样的自然灾难，让人悲恸但是不能避免。这是一种消极忍耐的看法，也是看待问题的正确方法。

别弄错，这些疾病之间是有联系的，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暴发。这些疾病也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反映了我们的星球上的两种危机。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医学危机。当这两种危机相遇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古怪、可怕的新型疾病的出现，疾病来源无法预料，引起进行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深深的焦虑和不祥的预感。这些疾病是如何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频繁地传染给人类？简而言之：人类导致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破坏使动物病原体和人类有了更多接触，与此同时，人类科技和行为又将这些病原体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这种局面由三个因素造成。

第一个因素：人类的活动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解体”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词语）。对此我们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伐木、修路、砍伐森林获得耕地、打猎和捕杀野生动物（非洲人这么做时，我们称之为“野生动物肉类交易”，有负面的意味；在美国这仅仅是“游戏”而已），砍伐森林作为牧场、开采矿物、人类定居、郊区扩张、化学污染、营养物质流入大海、掠夺式地获取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气候变化、或者国际市场上出口的产品需要上述资源，和其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生态系统弄得支离破碎。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很长时间以来，人类一直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这些活动。但是现在，地球上有亿人口，人类手中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其聚集起来的影响就非常严峻了。热带雨林不是唯一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但是却是物种最丰富最具层次性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着数百万计的生物，很多还不为人所知，不能被划分进某个物种，或者人们能够认出却知之甚少。

第二个因素：这些数百万计不为人知的物种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其他有机体，其中很多都是寄生物。很多病毒学专业的学生现在经常提“病毒王国”这个词，这个巨大“王国”中的有机体的数量足以让任何一个物种群体相形见绌。比方说，很多病毒生活在非洲中部的森林，寄生于某种细菌、动物、真菌、原生物或者植物。它们受到生态系统关系的制约，不能大量繁殖，不能任意扩张自己的地盘。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猴痘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只不过是这些众多病毒中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病毒尚未发现，很多病毒寄居的宿主生物也没有被发现。病毒只能在某种其他有机体的活细胞中才能复制。一般来讲，它们只寄居在某种动物或者植物身上，和宿主有着亲密、古老而且（并不总是如此）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良性的依附关系。它们不能独立生存，不会引起混乱。可能偶尔杀死几只猴子或鸟，但是这些尸体很快就被森林分解掉了。人类几乎没有注意到。

第三个因素：现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当地的树木被砍伐、动物被屠宰之后，细菌就像拆房子时扬起的灰尘一样四处飞散。寄生的微生物失去了宿主，只能重新争夺栖息之所，它们只有两个选择——找到新宿主，一个新的种类的宿主或许就此消亡。并不是它们特别要针对人类，而是因为人类太多了，冒冒失失地侵占了微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疾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曾强调：“如果从饥饿的病毒或者细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人类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食物来源，人口高达几十亿。而在不久以前，人口数只有现在的一半。在年或者年的时间里，人口数翻了一番。这使得其成为了所有有机体进化自身之后理想的攻击目标。”病毒，特别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因此变异的程度更高，速度更快。

所有的这些因素不仅导致了新的感染和疾病的暴发，也催生了新的瘟疫和流行病。这些病毒中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科学家称之为M属HIV-1的病毒。正是这种HIV病毒（种HIV病毒当中的一种），引起了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暴发。自从年前发现这种疾病，已经导致万人死亡。目前至少有万人感染了这种疾病。尽管这种疾病威力巨大，很多人对于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这种曾经藏身于非洲森林深处、感染黑猩猩却伤害不大的疾病传播到了人类并不了解。很多人不知道发现艾滋病的真实和完整的经过，它最早并不是年在美国的同性恋当中发现，也不是世纪年代早期在非洲的几个大城市中发现，而是比这还要早上半个世纪，在喀麦隆东南部一条叫作桑加（Sangha）的热带河流的发源处发现的。在过去几年里，了解这些惊人发现，并对艾滋病的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的人就更少了。这些发现后来会得到人们应有的认识（见第八章）。现在，我就想强调一点，即使现在提到的人畜共患病只涉及艾滋病，也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人类被感染疾病揭示的内容远远不止如此——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瘟疫、流感）、现在（疟疾、流感）和将来感染人类的流行病和造成灾难性影响的疾病。

无需多言，将来可能出现的疾病将成为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没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由其他物种传染的奇怪的微生物只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艾滋病这样一种疾病。有些对此深有了解、悲观的人士甚至说下一个疾病大暴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地震学家，可能会认为下一次大灾难指的是能将圣弗朗西斯科抛到大海中的大地震，但是在我们交谈的这个语境中，下一次大灾难指的是流行病的大规模暴发。）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是由病毒引起的吗？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源于热带雨林或者中国南方的市场吗？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导致到万人死亡吗？现在这个概念还并不明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情况就是疾病大暴发。HIV-1和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之间的主要差异可能是HIV-1致人死亡的时间长。很多新病毒致人死亡的速度更快。

我使用“出现”（emergence）这个词非常频繁，就像日常用语一样，也许这个词已经真的成为了日常用语。在专家的眼里，它们就是日常用语。甚至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会每月出版一份《新出现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在此对“出现”这个词进行准确的界定非常有用。有些科学文献中出现过对“出现”的几种界定。我比较赞同的一种界定是“一种感染病，选择新的宿主后发病率不断增加”。当然，其中的关键词是“感染”、“增加”和“新宿主”。以此类推，重新出现的疾病就是“在目前流行病原理下，很长时间内病毒发生变化，在已有宿主中发生率增加”。肺结核（Tuberculosis）就是重新出现的一种严重的疾病，特别是在非洲，因为肺结核杆菌（TB bacterium）找到了新的机会：感染免疫系统失去功能的艾滋病的患者。只要条件适宜，埃及伊蚊可以继续携带病毒。黄热病就可以由感染的猴子传染给未感染的人，重新在人类中出现。登革热，依靠蚊子叮咬传播，将当地猴子作为宿主，“二战”后在东南亚重新出现，部分原因在于城市化速度加快、人们出行范围扩大、松懈的污水处理管理、没有有效控制蚊子和其他原因。

“出现”和“接触”（spillover）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概念。疾病生态学家使用“接触”这个词（经济学家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说明病原体从一种宿主传染另一个宿主的瞬间。这是一个集中的过程。年9月，亨德拉病毒（从蝙蝠）传播给戏剧侠，又（从马匹）传播给维克·瑞尔。出现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艾滋病出现在世纪后期。（抑或是世纪早期？后面我会回答这个问题。）一种病毒到达新宿主物种，并迅速繁殖，进行传播，这就是从“接触”病毒到病毒“出现”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说，严格意义上说，亨德拉病毒没有在人类中间出现，还没有，不能算是在人类当中出现。人类仅仅是个可能的宿主罢了。

并不是出现的所有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但是绝大部分是人畜共患病。如果不是来自另一个物种，病原体究竟是在哪儿出现的呢？有些新的病原体确实看起来不需要贮存宿主的庇护，像是从周围的环境中产生的。举个例子：现在被称为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的细菌，年首次出现在费城一家宾馆空调系统的制冷塔中，导致军团病肺炎（Legionnaire’s Disease）的暴发，造成人丧命。但是这一案例远不及人畜共患病那样典型。感染一种活体生物的微生物很有可能感染另一种活体生物。这一点得到了近些年来几项总结性的研究中统计数字的证明。年，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两位科学家发表了一项总结性研究的成果，他们研究了种已经发现的人类病原体，并发现其中人畜共患病占%。在所有种病毒中，只有种是出现或者重新出现的病毒。出现的病原体当中有3/4是人畜共患病毒。换句话说：告诉我一种奇怪的新型疾病，我就能告诉你一种人畜共患病毒。

由伦敦动物协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凯特·E·琼斯（Kate E. Jones）带领的另一队科学家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于年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这组科学家总结了年到年间出现的多例感染疾病（他们简称为EID），研究了疾病变化的初始和模式。虽然琼斯和同事们研究的案例和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者们的案例不同，但是得出的人畜共患病毒的比例（%）与爱丁堡大学科学家得出的比例大致相同。与家畜不同，“%的人畜共患EID是由野生动物作为宿主的病原体引起的”。他们引用了马来西亚的立百病毒和中国南方的SARS病毒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畜相关的疾病暴发的事件在不断增加。这些作者总结说，“来自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病毒代表了所有EID对全球卫生构成的不断增加的严重威胁”，“我们的发现凸显了卫生监测和确认野生动物身上潜在的新型人畜共患病原体作为预测EID的预测措施的必要性”。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让我们密切关注野生动物。人类包围、追捕、杀死、食用野生动物的时候，也传染了它们身上的病毒。这听起来好像确实可行。凸显监控和预测的必要性也是为了凸显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对病毒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例如：为什么母马戏剧侠是在那片牧场发病的？是因为她在无花果树下乘凉吗，吃了有蝙蝠尿的草吗？戏剧侠是如何将这种病毒传染给瑞尔马厩中的其他马的？为什么瑞尔和瑞·尤文被感染，而那位尽职尽责的兽医彼得·瑞德却没有？为什么马克·普莱斯顿染病，而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却没有？在亨德拉和马克雷，疾病分别暴发于年的8月和9月，为什么时间上如此接近而距离却如此遥远？为什么那些蝙蝠守护员成年累月地喂养那些狐蝠却都没有感染？

在当地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这些谜团只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细微表现形式。凯特·琼斯和她的团队、爱丁堡的研究者、修姆·菲尔德和世界各地很多的研究者都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心存疑惑。为什么这些奇怪的新型疾病出现在这个时候、这些地方，以这样的方式传播开来，而不是出现在其他地方，通过其他方式传播或者在其他时间传播？这些疾病是不是现在比过去发生得更加频繁？如果是这样，人类是如何招致这些疾病的？在下一个灾难性的传染病再一次袭击人类之前，我们能够逆转或者缓和这种趋势吗？如果人类能够逆转或者缓和这种趋势，能否不要将这种可怕的惩罚转移到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身上？这种机制非常复杂，可能性很多。科学找到解决方法的速度比较缓慢，人们需要快点找到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的方法：下次出现的会是哪种来源不明、影响未知的病毒？

7

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旅途中，我在凯恩斯稍做停留，那是距布里斯班北部大约英里的一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小镇，我要和一位年轻的兽医做一次交流。我不想交代是如何找到她的，因为她不想公开自己的身份让名字见诸纸上。但是她同意和我见面聊聊她和亨德拉病毒打交道的经历。虽然这段经历非常短暂，她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医生和病人。当时，除了在马厩工作的工人瑞·尤文，她是澳大利亚唯一已知的亨德拉病毒感染者和幸存者。我们的谈话是在她工作的那家小型兽医诊所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她岁，非常热情，碧蓝的眼睛，黑色的头发盘成一个髻。她戴着银耳环，穿着短裤和一件红色短袖衬衫，上边印着诊所的标志。我做笔记的时候，有一只温顺的柯利犬陪在我们身边，亲热地蹭着我的手。这位兽医讲述了年月的那个夜晚，她出门为患病的马匹看病的事。当时，马的主人显得非常焦虑，因为这匹岁的马，看起来“很不对劲”。

她还清楚记得这匹马叫布朗尼（Brownie），生活在凯恩斯南边大约英里处，小马尔格雷夫（Little Mulgrave）的一个家庭农场里。那个夜晚，这件事情的所有细节她都历历在目。布朗尼是一匹良种夸特马，它不是赛马，而是这个家庭的宠物。这家有一个多岁的女儿，布朗尼是她的最爱。晚上8点以前，这匹马看起来一切正常，突然就显得有点不对劲。家里人怀疑它得了疝气，吃坏了肚子——也许它吃了某种有毒的植物。夜里点，他们打电话求助，请到了这位当晚值班的年轻兽医。她跳进汽车，到达农场的时候，布朗尼已经奄奄一息，喘息声很重，发烧，倒地不起。她告诉我，“我发现马的心率和体温都高得不得了”，“马的鼻子里还有红色的血样泡沫”。匆匆看了这匹马一眼，趁马发出鼾声，她来到马的身边。当时“很多血状红色的黏液溅到了我的胳膊上”。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和她妈妈因为试图安抚布朗尼已经浑身是血。现在它只能勉强将头抬起。这位非常有爱心的兽医告诉她们，这匹马已经垂死了，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职责，于是说：“我想让它安乐死。”她跑回车上拿安乐死溶液和工具。但她回来的时候，布朗尼已经死了。它最后一下痛苦地喘息时，从鼻子和嘴里喷出了更多红色泡沫。

我问，当时你戴手套了吗？

没有。做动物尸检时规定戴手套，但是诊治活的动物的时候不必。谈话很快转到下一个话题。“我当时穿的衣服和现在穿的一模一样。鞋、短袜、蓝色短裤和短袖衫。”

戴口罩了吗？

没有。“在实验室里，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很容易。但如果是午夜点，下着瓢泼大雨，在一片暗夜中只能依靠车灯才能对动物实施手术，旁边还有一群歇斯底里的动物主人，采取防护措施往往不是那么容易。还有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这究竟是种什么病。”她的意思是在处置布朗尼的情况时，不知道面对的究竟是何种情况。“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传染病。”她在这些观点上处处为自己辩解，因为有人质疑她处置病畜时操作过程是否规范，有人怀疑她失职并对此进行了调查。她被免于责罚——她投诉之前没有得到警示——但是这样的做法对她的事业不利。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原因。她有话要说，但是她不想过多影响自己的生活。

布朗尼死了几分钟后，她已经换好靴子、长裤，长达肩膀的手套，开始了尸检。马的主人想知道布朗尼是否吃了某种毒草，这种草是否会对其他的马匹构成威胁。这位兽医将布朗尼的肚子切开，发现肠子正常。没有肠扭转或者堵塞，不是疝气。这个过程中，“有腹部的液体溅到了我的腿上”。她解释说，给马做尸检的时候身上不可能不溅到东西。接下来，她开始通过稍稍切开第四和第五肋骨之间的部位检查胸部。她怀疑如果不是疝气的话，很可能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这种直觉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心脏扩张程度很大。肺部充满了血液，在胸部空腔里充满了液体。我能做出的结论就是这匹马死于充血性心脏衰竭。我无法判断这种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她提出要从马匹身上取样送到实验室检测，但是遭到了马主人的拒绝。要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花钱已经不少了，布朗尼已经够可怜的了，他们将尸体用推土机掩埋了。

我问，这个农场附近有蝙蝠吗？

“到处都有蝙蝠。”她的意思是，昆士兰州北部到处都是蝙蝠，不止是在小马尔格雷夫。“如果从这后面出去，能看见几百只蝙蝠。”凯恩斯和周围的地区都是这样：温暖的气候、大量的水果树、有很多以水果为生的蝙蝠。但是接下来的种种问题和布朗尼密切接触蝙蝠，而导致其死亡毫无关系。“除了说是偶然因素，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匹马感染了疾病。”这匹马被深埋在地面英尺以下，没有留下任何血液或者组织的样本，如果不是后来的发现，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它感染了疾病。

进行完尸检，这位兽医将手和胳膊洗净，将腿擦干净，回家用优碘洗了澡。她备有很多优碘，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而形成的职业习惯。处理完这个棘手情况，度过这样一个不太特殊的夜晚之后，她将身上洗得干干净净后，才上床睡觉。这件事过去9或天后，她开始头痛、身体不适。医生怀疑是流感，或者感冒，或者可能是扁桃体炎（tonsillitis）。她说“我的扁桃体炎很重”。医生给她开了些抗生素就让她回家了。

她一周没有上班，有流感或者支气管炎（bronchitis）的症状，身体非常虚弱：轻度肺炎、喉咙痛、剧烈咳嗽、肌肉无力、身体疲劳。曾经有一位资深的兽医问她是否考虑过医治的那匹马可能传染给她亨德拉病毒。来到地处热带的凯恩斯之前，这位年轻的兽医在墨尔本兽医学校（在澳大利亚南部，气候宜人）接受培训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说过亨德拉病毒。这种疾病刚刚出现，界定不清，在墨尔本地区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贮存宿主的四种蝙蝠当中只有两种生活在如此偏南的地域，以至于引起了关注。现在她到医院接受血样检测，过一段时间再接受一次血样检测，是的：她已有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她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了。她被感染了病毒，但是战胜了它。

这件事过去一年后我见到她的时候，她除了稍感担忧之外，一切良好。她很清楚马克·普莱斯顿感染这种疾病的事——在对马进行尸检时感染，后来恢复健康——不无感叹地说也许这种病毒永远地离开了她的身体。州政府的健康官员一直在追踪她的情况；如果她感到头痛、眩晕或者有疾病发作的迹象，神经刺痛、或者开始咳嗽或者打喷嚏，都要告知他们。她说：“现在我还要经常去传染疾病控制专家那看病。”“我要定期接受农业和畜牧业部的专家对我进行检查。”根据血液检测，他们将其抗体水平制成表格，她的抗体水平不是非常稳定，忽高忽低。最近，抗体水平又有所反弹。这是疾病反弹的征兆，还是只是反映了她强健的获得性免疫能力？

她告诉我，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病毒出现的时间太短，他们无法告诉我其是否会对我今后的健康状况构成威胁。”7年或者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呢？疾病复发的可能性有多大？马克·普莱斯顿康复后一年突然去世。瑞·尤文说他的健康状况仍然“欠佳”。凯恩斯的这位年轻的兽医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想知道，以她现在的情况，接下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