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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明:宋夏藏底河城地望新考|(总第期)
藏底河城是西夏乾顺时期修筑的一座城寨，宋夏双方曾围绕该城展开过反复争夺。鉴于藏底河城对认识宋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之关注颇多，然其前后沿革与地望所在却一直聚讼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为解决这一难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综合文献史料、考古发现和实地调查，重新考证宋夏藏底河城战役经过以及藏底河城地理位置。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学界对藏底河城地望问题的争论
按笔者所见，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最早论及“藏底河”，指出这是一条“从覆盖横山的黄土层中渗出到地面的地下水，其潜流的位置在保安军和其北面威德军交界处一带”。其后又指“所谓的藏底河则是指保安军及其北部威德军之间的伏流，它位于今日的白于山中”。遗憾的是，前田正名未给出藏底河具体所指。国内学界早期则以西夏藏底河城（北宋威德军）与龙州（北宋石堡寨）为一地，认为二者皆在保安军北，但详细地望无考 ，后来研究者多基于此说展开进一步论述。 如吕卓民提到“在今靖边县东南李家村有一古城址，距离东溯大理河川入绥州，南循塞门川入延州的大道都很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其位置、地望等方面看，与史载相符，当是石堡寨、或威塞军、威德军故处。” 杨蕤对吕氏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靖边县城东南已经完全翻越了横山山脉，考诸史实，终宋一代没有实现对横山的完全占有，翻越横山修筑城寨不大可能，因此不应将该遗址定为石堡寨”。杨蕤怀疑芦河有可能就是宋代文献中多次提及的藏底河，并以此为根据判定石堡寨为今芦河源头一带靖边县大路乡大界村北城则壕城址。 近来，张多勇最新研究指出“西夏乾顺筑藏底河城，古城遗址在靖边县新城乡杨湾沟村荞面城”；北宋曾五次对藏底河城用兵，攻破后，“将其城又赐名威德军，这个威德军与淳化五年在石堡寨设置的威德军不是一地”。 对于以上诸论多将龙州和藏底河城，也就是北宋先后设置之两个威德军混为一谈的情况，笔者曾著文予以详细辨析，并指出这一讹误很可能是承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论断而来 ，故下文不再赘述。此外，虽然上述研究，尤其是吕、杨、张三位先生均有考证藏底河城具体位置，但尚未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从宋夏对峙这一大背景出发，通过细绎史料，重新梳理藏底河城战役经过，而后与调查新发现的城址相印证，最终确定藏底河城地望所在，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 宋夏两次藏底河城之战
随着崇宁二年（）王厚率军拓边河湟，宋夏双方为此用兵多年旋又经辽朝出面调停而复归短暂的和平后，政宣时期两国征战再起，藏底河城正是其中一个焦点。文献中关于这一段战事的记载颇为疏略，且各种史料之间又叙述不一，导致很多问题无法理清。下文即对此进行梳理。 （一）藏底河城修筑缘起 藏底河城，在文献中又名臧底河城，始筑于西夏乾顺朝。《宋史·夏国传》记载：“政和四年冬，环州定远大首领夏人李讹以书遗其国统军梁哆曰：‘我居汉二十年，每见春廪既虚，秋庾未积，粮草转输，例给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饥色。若卷甲而趋，径捣定远，唾手可取，定远既得，则旁十余城不攻而下矣。我储谷累岁，阙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来，斗粮无赍，可坐而饱也。’哆遂以万人来迎。转运使任谅先知其谋，募民尽发窖谷，哆围定边，失所藏。越七日，讹遂以其部万余归夏。乾顺筑臧底河城，遂诏河东节度使童贯为陕西经略以讨之。” 这段史料中需辨析者有二。一是李讹诱夏人入寇的军城是“定边”而不是“定远”，这不仅有《皇宋十朝纲要》和《宋史·任谅传》中的相同记载为证，而且据《宋史·地理志》，“定远”在兰州，环州只有“定边”。因此，《宋史》点校本校记谓此段中三处“定远”当都为“定边”之误，确属卓见。二是李讹叛宋时间，此处记为政和四年（）冬，但《东都事略·西夏传》却将之系于“大观间” ，《皇宋十朝纲要》又说是在政和六年（）二月。按理说，后二书成书时间均在《宋史》前，可靠性应当更高，但稍考史料即可发现，此二说皆不足信。《宋史·哲宗纪》记：“（元符元年）西蕃首领李讹、巴诎支、吕承信等内附。” 从元符元年（）李讹内附算起，依其自言之“我居汉二十年” ，至大观间（—）叛变，显然难符此数；若将之定在政和四年，则差可对应。至于《纲要》所记之政和六年，已在下文所论宋军初讨藏底河城之后，更是不能成立。 明晰上述两点后可知，乾顺之所以要在政和四年冬修筑藏底河城，是因为其国统军梁哆听信内附宋朝的西蕃首领李讹言，兴兵围攻宋定边军未克，退回夏境后以求自保。夏人清楚，这一军事活动已严重触犯宋朝底线，亦有违崇宁五年（）宋夏双方在辽朝干预下达成的“和议”，宋军必然会予以回击，故抢先占据要地，修城以待。而这也拉开了宋夏战争最后一个阶段的序幕。 （二）宋军初攻藏底河城 针对西夏的违约犯边，宋军随即在政和五年（）初展开反攻，但矛头最初未直指藏底河城，而是先出兵西夏右翼，在取得古骨龙之战胜利后，再回过头来攻打藏底河城。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述，史料中独见于《宋史·夏国传》。据载：“（政和）五年春，遣熙河经略刘法将步骑十五万出湟州，秦凤经略刘仲武将兵五万出会州，贯以中军驻兰州，为两路声援。仲武至清水河，筑城屯守而还。法与夏人右厢军战于古骨龙，大败之，斩首三千级。贯奏凯，皆迁秩。秋，仲武、王厚复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之师攻夏臧底河城，败绩，死者十四五，秦凤第三将全军万人皆没。厚惧，厚赂贯而匿之。” 由此可知，这次对藏底河城的进攻，主要由童贯指挥，刘仲武和王厚具体负责，有泾原、鄜延、环庆、秦凤陕西四路军队参与，声势浩大，但最后却惨遭失败。南宋晁说之在《负薪对》中曾云：“以故知阄贯前日臧底河之败，士卒死者十万，不减永洛之酷，朝廷莫得而闻也。” 排除故意夸大的成分，这不仅能证明这场战争确实发生过，亦可见伤亡之惨。另需指出的是，这段记载还存有一明显疑点，即王厚的出现。因为据《宋史》《东都事略》和《京口耆旧传》中的王厚传记，其人在崇宁四年（）入朝提举醴泉观后，不久即去世，朝廷还“赠宁远军节度使，谥曰庄敏” ，所以他绝无可能参与政和五年藏底河城之战，更不会向童贯行贿来逃脱战败的处罚，《夏国传》此处所记显有讹误。 政和五年初攻藏底河城失败后，宋军在定边军一线暂转守势，西夏则借战胜之威频频发动进攻。据《东都事略·西夏传》《皇宋十朝纲要》及《三朝北盟汇编》所引《种师道行状》，政和六年前后 ，夏人再次入侵定边军，并“筑佛口谷为城” ，《行状》和《事略》称其为“洪夏军”，王定中撰《定功继伐碑》则称之为“成德军”。种师道曾率部攻打过此城，后为南宋中兴名将的韩世忠可能亦参与这场战事。《宋史·韩世忠传》记：“（世忠）继遇敌佛口砦，又斩数级，始补进义副尉。至藏底河，斩三级，转进勇副尉。” 其中出现有“臧底河”，有学者认为，这可以算作宋军对藏底河城的又一次进攻。但笔者以为，此处的“臧底河”，或非指藏底河城。因前文已论，藏底河城应筑于西夏境内，而综合各种史料来看，韩世忠参加的这场战事，主要发生在宋定边军附近，其目的在解除夏人筑城佛口谷的威胁。取胜后，种师道等就随即收兵，未再深入夏境。故应将此“臧底河”视为藏底河这条河流较为合适。此外，陆游《姚平仲小传》提到的：“姚平仲字希晏，世为西陲大将。幼孤，从父古养为子。年十八，与夏人战臧底河，斩获甚众，贼莫能枝梧” ，由于缺乏明确信息，似亦不宜与藏底河城直接挂钩。这也提醒我们，当史料中出现“藏（臧）底河”三字时，如果后面没有特意加“城”，那么它不一定指的就是藏底河城，也可用来指“藏底河”这条河或藏底河附近其他城寨，使用时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宋军复攻藏底河城 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宋朝组织军队再攻藏底河城。关于这次出兵的时间，史料中记载歧异，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宋史·夏国传》所记政和六年（），“种师道以十万众复攻臧底河城，克之”。《东都事略·徽宗纪》也提到：“（政和六年四月辛卯），童贯以种师道之师大败夏人于臧底河成德军。” 二是《宋史·地理志》所记政和七年（），“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 三是《种师道行状》所记政和八年（），“上以夏国筑臧底河为成德军，颇为边患。前去王师屡出无功，诏公率陕西、河东七路之师，期以一旬克之。六月，师薄城下，分昼夜以攻，虏守备甚至，我师益怠。偏裨有据胡床以督役者，立斩之，尸于军门。令诸将曰：‘今日城不下，视此。’俄而城溃。才八日矣。上喜甚，特迁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赐赉优渥”。《三朝北盟汇编》引《林泉野记》亦云：“刘延庆其先西夏熟户，世为将知名，后居延安府，屡与夏人战，政和八年，攻臧底河，拔之。” 面对这三种不同说法，后世史书和论著，或径取其一不及其他，或不加考辨将之都视作宋军对藏底河城的进攻，一直未有确解。事实上，通过深究文献，这一难题还是可以破解的。笔者注意到，翟汝文《忠惠集》卷六《贺破夏贼界捷表》记：“今月十六日，凖都进奏院牒，伏睹宣抚使童贯奏，出兵攻破夏贼界仁多泉城及臧底河贼城，有雷电暴雨继至，进筑靖夏、制戎等城寨二十八所，幅员千余里，及斩馘万计，俘获不可胜数。皇帝御紫宸殿，受文武百寮称贺者”。从内容观之，表中提到的“（破）臧底河贼城”，应即指宋军复攻藏底河城之战，但这份贺表只云“今月十六日”，无具体年月。巧合的是，现存《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九·诸寨杂录》下载有一“筑寨被赏”事：“政和八年八月十日，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司奏‘平荡仁多泉、藏氐河两军城，及进筑靖夏、制戎、制羌三城寨了当，陕西茶马、提举、转运、提刑等，宜被赏典。’诏程唐等七人各升职二等，仍转一官”。这则史料时间明确，叙述完整，反映童贯等因攻破西夏仁多泉和藏氐河城，并进筑靖夏、制戎、制羌三城寨，在政和八年八月十日上奏朝廷请功被赏之事。将其与上表对读，“藏氐河城”即“臧底河城”，“今月”应当就是政和八年八月，二者可以勘同。结合这两条史料，笔者认为，宋军第二次进攻藏底河城的时间，最有可能是《种师道行状》提到的政和八年六月，而《宋史·夏国传》和《宋史·地理志》所记均不可信。原因有三。首先，按宋代军制，前线将领取得战功后，一般随即就会上奏捷状，其间隔不会太久；具体到本战来看，种师道六月克藏底河城，朝廷八月十日收到奏报，时间刚好可以衔接；若依《宋史》所记，种师道等政和六年或七年就攻下藏底河城，拖延至八年才向朝廷表功请赏，则显然不合常理。其次，上述两条材料中与破藏底河城之战同时被提及的靖夏、制戎二城修筑时间，据《宋史·徽宗纪》，是在重和元年（即政和八年）夏四月癸丑朔 ，既然两件事被放在一起奏捷，那么它们在发生时间上应该也相当接近。再次，就史料性质而言，这两条材料所引奏折和牒文都可算作第一手的“遗留性史料”，被后世改编的可能性不大；而《宋史》《东都事略》等书则属“记述性史料”，编撰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多种因素干扰，可靠性要低于前者。 确定出兵时间后，我们再来看此战主帅和参战部队。同宋军初攻藏底河城一样，这场战役仍由童贯指挥，但具体负责人换为时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种师道，参战部队除种师道本路泾原兵外，还有陕西其他诸路及河东路援军。今庆阳北石窟寺第窟门内北壁有一阴刻题记云：“政和戊戌夏五月甲辰，大帅种公统五路兵出鄜延，郡悴钱坚迎谒境上，因率巡检祁谨、权邑淳于铎、县尉元沣、工曹范直方同过彭阳石窟寺，回中宋延年继至，相与留恋，抵暮而归。” 正可印证此事。由于准备较为充分，故这一次进攻相对顺利，而且作为生力军的河东军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杨震墓碑》载：“政和中，朝廷议复臧底河，命河东师任熙明会合诸军，自晋宁、绥德两界，分诸将校，骁勇者咸在，公居迁中。贼据山为城，下瞰我师，动息辄为所得，诸将三却。寻募能土工者穴城，师再进，角楼自堕。公率数辈拔剑先登，斩击千百人，大军乘胜平其城。上功第一，迁成忠郎。” 将此与《种师道行状》合观可知，虽然西夏依险扼守，但宋军在种师道严令下，用穴城之术挖塌城墙角楼，一鼓作气拿下藏底河城，前后共用时八天。此战宋军“以次斩首七千，禽伪监军以下首领千数” ，被当成对夏战争的一次大胜记入徽宗御笔赐名之《定功继伐碑》。 （四）威德军的设立 宋朝在夺取或收复西夏城寨后，多会赐以新名并升置，《宋史·地理志》记政和七年姚古克藏底河城，宋朝将该城赐名威德军。前文已辨，《地理志》中宋军复攻藏底河城的时间与主帅均不足凭，则其所记威德军之设是否可信呢？这就得从“威德军”一名在北宋时期的使用情况予以验证。 威德军，是宋代使用较多的一个军名，最初似仅用作节度使虚称，并无实指。如《宋史·真宗纪》记：“（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卯，安定郡公惟吉为威德军节度。” 威德军正式作为一个实际建置，应始于徽宗朝。《宋史·地理志》载：“石堡砦，崇宁三年进筑，赐名威德军，五年复为砦。国初尝置城，至道后废之，地在延州北。” 可见，这个石堡砦（即西夏龙州）“威德军”只存在两年即被撤销。与此相隔不远，秦凤路的平夏城似乎也短暂使用过“威德军”一名。据《宋会要辑稿》载：“怀德军，元平夏城。大观二年升为威德军，续改今名。”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云：“怀德城（即平夏城）初亦名威德军。其东十五里为结沟堡，西十八里为石门堡，南十二里为灵平寨，北十八里为通峡寨”，并注明这是据“宋志”而来。然《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却是：“怀德军。本平夏城。绍圣四年建筑。大观二年，展城作军，名曰怀德，以荡羌、灵平、通峡、镇羌、九羊、通远、胜羌、萧关隶之，增置将兵，与西安、镇戎互为声援应接。萧关初名威德，又改今名。” 并未提及平夏城曾名“威德军”。若不考虑《会要》记载讹误的可能性，笔者以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是因为平夏城升为威德军没多久就被改成怀德军，该名存在时间实在太过短暂，遂不为《宋史》所记。总之，虽然后世不少史书和论著时常将石堡寨威德军和藏底河城混为一谈，但通过梳理史料可知，这几处“威德军”均出现于政和八年宋军攻克藏底河城前，而且旋设即废，与后者没有太大干系。 不过，笔者关注到，《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二》记，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有臣僚上言曰：“奸人巧诈，妄为命令，恐动官司，规求货财者，都城之内尚或有之，况万里之远耶？诈称御笔，于左藏库公取金银，有若开封王师旦者；诈奉御笔，赉金字牌搔扰人民，有若浚州赵士诚者；有许纽折收赎产业，诈撰御笔手诏，如威德军赵滂者；有称本路勾当，乞取钱物，诈作御前箧，如唐州许洵、丁韶者。” 这条材料中明确出现“威德军”，而且还位于距都城汴京万里之远处，与其相列的浚州和唐州，在当时都是实际存在的州，故这一“威德军”也应为实指。重和元年即政和八年，此时上文出现的几处“威德军”皆已被撤销或改名，结合《宋史·地理志》记载，此“威德军”恐怕只能是宋军政和八年六月新攻克的藏底河城，其赐名时间当在政和八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间。 宋朝新设的这个威德军，应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宋军势力彻底退出陕西为止。在这之后，此城便重归西夏治下，但文献中却再也没有其只言片语。看来随着宋夏对峙局面的消失，这座曾经地位重要的军城也逐渐走向没落和废弃。
三 藏底河城地望的再考察
通过对以上和藏底河城相关史料的梳理与考辨，我们可以归纳出该城所具备的几个特征。一是藏底河城位于夏国境内，且处在西夏通往北宋定边军的要道上，因为宋夏双方围绕该城所展开的争夺都是在定边军附近发生，离开这一大背景，对其地望的考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藏底河城因河而得名，那么其左右至少当有一条河流，且这条河流贯穿宋夏两界，流程较长。三是藏底河城“据山为城”，所处地势高绝，这不仅有《杨震墓碑》为证，而且《定功继伐碑》中还特别提及夏人：“直鄜延，筑藏丹河，伪号洪夏军。皆贼蹊所蔽，而藏丹尤斗绝，连岁不能取” ，这个“藏丹河”，是清代四库馆臣对“藏底河”的改译，即指藏底河城。四是藏底河城城防较为坚固 ，四角皆设有角楼，且一角角楼还曾被宋军挖塌。五是藏底河城周边地形应较为开阔，因宋军两次攻城，人数少则数万、多则十万，若地形太过逼仄，绝难容纳下如此多人马。 以这五个特征为标准，我们回过头来检验学界对藏底城地望已有观点的可靠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吕卓民和杨蕤在考证藏底河城位置时，都将其与西夏龙州城（即北宋石堡寨）相混淆，笔者之前对此已有所辨析，指出二说皆不能成立，故我们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张多勇提出的靖边荞面城上。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荞面城位于榆林市靖边县新城乡杨湾沟村（今新城村芦山沟村）北侧。如所周知，北宋定边军故城即今延安吴起县铁边城镇的铁边城遗址 ，笔者曾两次考察过该城，城址中心坐标为东经°'"、北纬°'"。从地图上看，荞面城城址在铁边城遗址东北方向，二者直线距离约公里（实际距离当远大于此），且无道路相通。北宋政和年间，荞面城一带作为宋朝早已收复的疆域 ，大致归保安军管辖，与定边军毫无关系，宋夏双方直至北宋灭亡前也未在此地发生过大的战争。因此，仅就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宋夏两次藏底河城之战的发生背景而言，荞面城显然不会是西夏藏底河城。事实上，诸多研究者之所以一定要把藏底河城放在今志丹或靖边县境内，更多还是受到《宋史·地理志》“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 误导。当我们明确藏底河城只能位于宋定边军以北的夏境内后，就不难看出，《宋史·地理志》所言的“保安军之北”，其实应该是“定边军”之北。这一讹误的产生，应该还是与宋朝曾将崇宁三年（）所复延州北（同样也在保安军北）之西夏龙州赐名威德军有关。接下来，我们再看荞面城具体情况是否符合本文得出的标准。据张文，此城在杨湾沟西（作者认为这条沟就是宋夏时期的藏底河），“依东山而建，呈人字状在高于河谷米的山坡上分布。山坡陡立，平地古城仅宽米，山坡较陡，上下落差米，坡度在°左右”。结合现代卫片观察，荞面城址为东北——西南走向，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西、北、东三面墙体均有留存，西墙上有一豁口（似为城门所在），西北、东北、东南角墩可见，乃一典型坡地城。此城虽依山临河，四角也有角楼，但却存在着一个绝大缺陷。据《杨震墓碑》载“贼据山为城，下瞰我师” ，也就是说藏底河城相对于攻城宋军而言处在一个较高的地势。荞麦城地势北高南低，若依文献所记，宋军当由南向北攻城，然此城南墙下距河谷已不足百米且山坡较陡，数万宋军无论如何都无法在如此逼仄陡峭的地形条件下展开多次进攻。此外，荞面城西南小河流程短、流量小，也与文献中贯穿宋夏两界的藏底河不甚相符。总之，综合多方面因素判断，荞面城并非西夏藏底河城。那么，还有无可能在当下找到藏底河城的真正遗存呢？ 为确定藏底河城具体位置，我们按文献所记，在今吴起县铁边城遗址以北区域反复找寻，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榆林市定边县樊学镇（原王盘山乡）宋山村前天池自然村东南约米处城子梁上的海螺城城址。海螺城一名最早出现于明代，原有东、西海螺城之分，皆宋夏故城，东海螺城在明成化年间曾被改建为延绥镇新兴堡。主持其事的余子俊在给朝廷奏议中提到“将新兴堡挪于迤南古迹海螺城”，并言海螺城是“削山为城”。明万历《延绥镇志》亦云：“新兴堡，宋夏州地。旧有东、西海螺二城。成化十一年（），肃敏余公始即东海螺设今堡。” 此后，海螺城成为西海螺城专称，清光绪《定边县乡土志》谓：“海螺城，在县南百余里。明时有东、西海螺二城，成化十一年，改筑东海螺城为新兴堡。此西海螺城也”。本文所指的海螺城即西海螺城。《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未收录这座城址。据最新出版的《榆林文物·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篇》：“海螺城遗址，宋代。黄土夯筑，夯层厚厘米。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宽米。设马面、角台，南、北城门，并筑瓮城，北瓮城轮廓基本清楚，南瓮城损毁严重，西南角台已毁。城垣俱存，底宽、顶宽、高米。城址内外散见大量陶片、瓷片、素面板瓦、砖块等；南墙西部雨水侵蚀成冲沟。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9月，笔者考察该城（城址中心坐标：东经°'"、北纬°'"），实地所见，城址情况与文物调查资料的记录一致，可以确定这是一座宋城无疑。结合相关文献及城址现状，我们来一一推敲其作为藏底河城的可能性。 第一，就地理位置而言，海螺城在今铁边城遗址正北方向，二者直线距离约公里，实际道路距离约公里，现大致通过吴定路相交通。这条道路是连接吴起县至定边县的一条古道，据《（光绪）定边县乡土志》载，此道：“由县城南行十五里暗门，又十五里跳沟子，又二十里高家岔，又二十里油房涧，共七十里；南行五十里陈家岔，又二十里王家坬，共七十里；由王家坬东南行十里狼儿沟，又三十里三个窑，又三十里铁鞭城，共七十里；入安化界，乃赴庆郡大路”。这些地名当下大都仍在使用，其中的“铁鞭城”即铁边城遗址，而海螺城就在陈家岔西北约2公里处。由于此道沿河谷行进，故古今变化有限，北宋时，西夏若要从夏境发兵入侵定边军，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因此，将海螺城比定为藏底河城，基本符合我们从文献当中归纳出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就河流因素而言，现地观察，海螺城周边有两条河流，一为东侧的王坬子川，一为南侧的南沟，城址所在的城子梁正位于二水交汇处。王坬子川，又称海螺河，源于定边县王盘乡范崾崄，西南流经定边县南部，于陈家岔入吴起县境，经王坬子、琵琶城等地，至铁边城镇汇入头道川，主沟全长公里，流域面积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亿立方米。《（光绪）定边县乡土志》中的《定边山水图》绘有此河（见图1）。又据《（光绪）定边县乡土志》，海螺河还是洛水支源之西派，“自县南九十里砖井堡西路海螺城发源，东南流三十里至陈家岔北，与东路新兴堡发源、西南流二十五里水会，东南流二十里至刘家沟岔北，与四旂北梁发源、西南流十里小水会，又东南经王家坬、狼儿沟、铁鞭城，流百余里至张千户岔”。此河全程流经黄土高原，流程较长，且流向与上述连接定边县和铁边城的古道相重合，正好贯通宋夏定边军南北双方疆域，应即为文献中的“藏底河”。因此，将紧邻此河的海螺城比定为藏底河城，基本符合我们从文献当中归纳出的第二个标准。 第三，就地形地势而言，海螺城所在的城子梁山，平面略呈不规则长条状，西北——东南走向，地势较高，顶部平坦，海拔高程据笔者现场测量约米，相对山下河谷高度约米。不难想象，当沿王坬子川前行的宋军到达此城山下时，向上仰望，自然会生出一种“高绝”之感。而且海螺城又处在山顶地势最高处，四周留有大片空地，地形较为开阔，攻城宋军正可围城部署兵队。不过，无论宋军从那个方向攻城，城中守军相对都处在一个较高地势上，这又与《杨震墓碑》所记“贼据山为城，下瞰我师”若合符契。因此，将城子梁山顶的海螺城比定为藏底河城，基本符合我们从文献当中归纳出的第三和第五个标准。
第四，就城防设施而言，海螺城虽然面积不大，但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据笔者实地所见，海螺城四周墙体除南墙小段坍陷外，其余大致保存完好，外高约在米左右；城南、北端现残存有半圆形瓮城，北瓮城轮廓基本清楚；四面墙体上分布有马面六个，东墙三个，西墙两个，南墙一个；四角皆筑角楼（见图2）。城垣外围近城处则以人工壕堑相隔，深达3米，底阔约米；城外周还有两层高十余米的堑削山体，形成螺旋状台面，拱卫城垣，这可能正是海螺城得名之由来。整体来看，此城防御设施之完备，在目前已发现的西北地区宋夏城址中颇为少见。另《杨震墓碑》还提到，宋军是利用穴城术挖塌藏底河城一角角楼，方才攻下这座坚城。今日之海螺城，西南角角楼恰好坍塌，下侧有一条深沟。当然，时隔千载，难以直接认为这就是当年宋军攻城留下的遗迹，但古典今景，相近如斯，恐亦非巧合所致。因此，将城防完备的海螺城比定为“城小而坚”的藏底河城，基本符合我们从文献当中归纳出的第四个标准。 最后，还有一个疑惑需要解答，即相比于北宋西北地区其他军城，海螺城面积明显偏小，将之定为威德军藏底河城是否合适呢？上文已揭，藏底河城为夏人始筑，西夏城池等级往往不以规模大小，而是依其所处位置和地位决定，《宋史·夏国传》记西夏洪、定、威、龙诸州，皆“堡镇号州” ，也就是说这些州城虽然地位较高，但实际规模只与堡寨等。而北宋晚期攻克西夏的重要城寨后，出于军事考虑，多在其基础上设立军州，这类军城的来源与性质同一般军城（特别是宋朝创修者）迥然有别。一个典例就是西夏龙州所在的靖边闫寨子城址，面积仅万余平方米，然宋朝前在此设威塞军，崇宁三年收复、增修后又赐名威德军，藏底河城情况正与之类似。且徽宗君臣为藏底河城两次用兵，兴师动众，功成后赐以军名来突出这场战役的重要意义，自亦在情理之中。因此，海螺城面积大小并不会影响其作为藏底河城的可能性。 至此，我们就可以判定，宋夏时期的藏底河城即今定边县南部的海螺城遗址（见图3）。
四 结语
北宋晚期，宋夏战争频仍，沿边城寨在文献中多记载歧异，在田野中又僻处荒远，这都大大增加了学界研究的难度，藏底河城更是其中代表。对于这一类城址的地望考证，单一方法实难做到准确周密。因此，为解决藏底河城地望问题，笔者首先通过对勘排比不同史源文本记载，考辨异同，厘清过程细节，明晰藏底河城为西夏始建，宋军于政和五年和八年曾两次攻打该城，前败后胜，并最终以此城设立威德军，实现了在横山一线对夏的绝对军事优势。其次，在掌握文献所反映的藏底河城基本情况后，借助后世方志、史籍及当代文物调查资料提供的线索，初步确定寻找藏底河城的地理范围。再次，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走向田野，进行有针对性的实地踏勘工作，最终考得藏底河城位置即在今陕西榆林定边县海螺城遗址。这一结论的得出，既为我们认识徽宗朝宋夏战事的展开确立了一个准确的坐标点，又可对日后同类城址的地望考证提供一定方法论借鉴，还有助于促进北宋西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深入研究。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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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郭明明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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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藏底河城地望新考
文 / 郭明明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摘 要］学界对北宋晚期宋夏藏底河城之战的具体经过与藏底河城地望所在长期存有争议。通过重新梳理考辨文献可知，政和四年，西夏在主动进攻北宋定边军不克后，率先修筑藏底河城；政和五年，宋军初攻藏底河城，以失败告终；政和八年，宋朝组织军队再次攻打藏底河城，取得胜利，并以此城设威德军。结合考古资料提供的线索及田野考察，可以确定今榆林定边县海螺城遗址即为宋夏时期藏底河城所在地。
［关键词］宋夏战争；藏底河城；威德军；海螺城遗址
图1 光绪《定边县乡土志》中的《定边山水图》
图2 海螺城城址卫星影像图
图3 藏底河城位置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