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秀英，今年已经六十岁了。在我们这个年纪，很多老姐妹都嘲笑我＂活成了一棵老松树＂，倔强地站在山坡上，风吹雨打也不愿靠边。

其实哪里是我倔强，只不过命运安排如此。前些日子，我终于下了决心，和隔壁的老王搭伙过日子，才发现人老了，相伴的生活确实比一个人过要好得多。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东北一个小县城的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林建国在铁路局工作，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母亲李淑芳在纺织厂做工。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简朴，但也算安稳。我家住在铁路单位分的家属楼里，一进门就是一间不大的厅堂，右侧是一个小厨房，左边是两间卧室。

我和妹妹睡一间，父母睡一间。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屋子里生着煤炉子，炉火通红，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

我和妹妹常常用手指在冰花上划出小房子、小人儿，然后趴在窗边看冰花慢慢融化，露出外面白茫茫的世界。冰花融化的地方，会先出现一个小洞，透进一点外面的光亮。

那时候的居民楼走廊上总有一股混合着煤烟和各家炖菜的味道。邻居们时常推门进来，手里提着刚出锅的饺子或者刚蒸好的玉米面馒头，说是做多了，分给我们尝尝。

我清楚地记得，每到冬天，母亲都会把我和妹妹的棉裤拆洗重新缝，旧的地方放在里面，新的布料缝在外面。母亲的针线活很好，缝好的棉裤看不出新旧，穿在身上又暖和又好看。

那时候的我，心里装着许多梦。我想考上大学，想成为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认字读书。

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老师们都说我有出息。我们那个年代，能上大学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全校只有几个人能考上。

每天晚上，我都会点着煤油灯学习到很晚。小小的灯光下，我伏案疾书，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大学校园的模样。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我高二那年，父亲在一次工作中不慎伤了腿，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父亲和工友们一起清理铁轨上的积雪。一辆货车突然驶来，紧急刹车时，车轮与铁轨摩擦产生的铁屑飞溅，深深地扎进了父亲的左腿。

那时的医疗条件有限，父亲的腿落下了病根，冬天疼得厉害，常常夜里痛醒。听着父亲压抑的呻吟声，我常常在被窝里偷偷抹泪。

家里的担子一下子落到了母亲身上。母亲平日里就身体不好，为了多挣些钱，不仅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还在家里接些手工活。

那时候，母亲常接一些纽扣加工的活计。一袋袋的纽扣材料堆在屋子角落，母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颗一颗地穿线，组装，打磨。她的手指总是被线勒出深深的印痕，有时还会被缝纫针扎破。

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背影，我心里酸楚不已。母亲的头发在那一年似乎一夜之间添了许多银丝。她的肩膀变得更加单薄，却依然挺直着身子，从不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一丝疲惫。

那年春天，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高考，去顶替母亲的工作。工厂有政策，工人的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岗位，这样母亲就可以提前退休，在家照顾父亲。

＂秀英，你这是干啥？你成绩这么好，怎么能不考大学呢？＂母亲知道后，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握着我的手，手指粗糙得像是树皮。

＂妈，咱家现在这样，我上大学要花多少钱啊？再说了，您身体不好，我去厂里干活，您在家照顾爸和妹妹，这不是正好吗？＂我强忍着泪水，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需要放弃所有的梦想，告别那些可能的未来。但看着父亲痛苦的表情和母亲疲惫的面容，我知道这是我必须做出的选择。

就这样，十八岁的我放弃了读书的梦想，穿上了工作服，成了纺织厂里年龄最小的女工。那时的纺织厂机器轰鸣，棉絮纷飞，车间里总是闷热潮湿。

我被分配到了细纱车间。车间里排列着一排排高大的纺纱机，每台机器上都有数百个纱锭高速旋转。我的工作是负责巡视这些纱锭，发现断纱就要及时接上。

我每天要站十几个小时，手指被纱线磨得生疼。最初的日子很难熬，常常下班回家，偷偷躲在被窝里流泪。但我从不在家人面前表露出一丝不满，而是总是笑着说：＂厂里挺好的，大家都照顾我。＂

工厂的师傅们对我这个年轻人确实很照顾。刘师傅是车间里的老工人，五十多岁了，手上的活特别麻利。她知道我是为了家庭才来工厂，就特意多教我一些技巧。

＂秀英啊，接纱要快，手指要灵活。你看，这样捻，这样接，动作要轻快，不能拖沓。＂刘师傅一边说一边示范，粗糙的手指在纱线间飞舞，动作如行云流水般自然。

我认真学习，加班加点练习，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半年后，我已经能独立操作一组纱锭，工作效率在新工人中名列前茅。车间主任还在厂里的表彰会上表扬了我，说我虽然年轻，但工作认真负责，学习能力强。

回到家里，我把表彰会的喜讯告诉了父母，看着他们欣慰的笑容，我心里甜滋滋的。虽然没能上大学，但能为家里减轻负担，也算是没有辜负这十几年的读书时光。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我们厂里的条件也逐渐改善，工资也有所提高。厂里引进了一批新设备，车间的通风条件改善了，工人们的工作环境也好了很多。

我二十五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同厂的男青年，名叫张明辉。他比我大两岁，是车间的机修工，为人老实本分，手艺也好。

张明辉身材高大，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他的技术在厂里很出名，大家都说他有＂一双巧手＂，无论多复杂的机器故障，到了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

我们的相识很简单。一天，我负责的纺纱机突然出了故障，机器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急忙停下机器，通知了维修班。不一会儿，张明辉就提着工具箱来了。

＂哪里坏了？＂他问我，声音低沉却温和。

＂这边，齿轮好像卡住了。＂我指给他看。

他二话不说，开始仔细检查机器。那天，他用了不到半小时就修好了机器，让我可以继续工作。临走前，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下次机器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解彼此。张明辉是个话不多的人，但心思细腻。他知道我家的情况，知道我为什么放弃学业来工厂。有时候下班后，他会骑车送我回家，路上会给我讲一些机器的工作原理，或者厂里的趣事。

我们处了半年，眼看就要谈婚论嫁了，却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妹妹林秀芳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县电影院工作。那年她刚满二十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活泼开朗，深受单位同事喜爱。

妹妹长得比我好看，皮肤白皙，眼睛大而有神，笑起来脸上有两个小酒窝。她在电影院负责售票工作，因为长相甜美，说话声音好听，很受观众欢迎。

不料，她在一次放映电影时不慎从楼梯上摔下，伤了脊椎。那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准备第二天的工作餐，突然接到电影院同事的电话，说妹妹出了事故，已经送到了县医院。

我扔下手中的活计，顾不上换衣服就往医院跑。到了医院，看到妹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眼睛紧闭。医生说她的脊椎受了重伤，需要长期治疗和休养。

医生说她以后可能都要坐轮椅了。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击碎了我们全家的希望。父亲的腿伤本就没有完全好，母亲的身体又一直不好，家里再添一个需要照顾的人，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

我和张明辉的婚事也因此一拖再拖。开始他还经常来家里看望我和妹妹，带些水果和营养品。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来访越来越少。

他耐心地等了一年，最终在家人的催促下，选择了另一个姑娘。我不怪他，在那个年代，谁家都不容易。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还涉及到两个家庭的未来。

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是来告诉我他要结婚的消息。他站在我家门口，低着头，手里拿着两盒喜糖。

＂秀英，我......＂他欲言又止，脸上的表情既愧疚又无奈。

＂明辉，我明白的。你不用说了，祝你幸福。＂我接过喜糖，强忍着泪水微笑着说。

那天晚上，我趴在枕头上哭了很久。不是恨张明辉的离开，而是恨自己的无能为力。如果我能有更多的钱，如果我能找到更好的医生，如果我能为妹妹创造更好的条件，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三十岁那年，我已经成了车间的老工人。那时的纺织厂开始引进新设备，效率提高了，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了许多。我被提拔为班组长，负责管理一个小组的工作。

工资提高了，生活条件也好了一些。我买了一台缝纫机，晚上回家后，常常做些简单的衣物，既给家里人穿，也接一些外面的活儿贴补家用。

我依然每天往返于厂里和家之间，照顾着父亲和妹妹。母亲因为长期操劳，身体越发不好，经常卧床不起。我接过了家里所有的担子。

＂秀英啊，你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你也应该有自己的家啊。＂母亲常常这样对我说，眼里满是愧疚。她躺在床上，瘦弱的身体几乎陷进了被子里。

＂妈，您别担心，我这不挺好的吗？厂里有工作，家里有您们，我什么都不缺。＂我总是这样回答，其实心里明白，自己的青春已经慢慢流逝。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灯火，心里也会泛起一丝涟漪。我想象着那些灯火背后是怎样的家庭，有没有像我一样的人，为了家人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和未来。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的病情加重，最终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三十八岁，母亲六十五岁，妹妹三十三岁。失去父亲的打击让我们一家人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中。

父亲走得很平静，那天晚上，他突然叫我到床前，握着我的手说：＂秀英啊，爸对不起你，耽误了你这么多年。＂我拼命摇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爸，您别这么说，我没觉得自己被耽误了。能照顾您和妈，我很幸福。＂我握紧父亲的手，感受着他手心的温度。

父亲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但又不得不强装坚强，因为还有母亲和妹妹需要我的照顾。

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希望能给母亲和妹妹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那几年，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工作日在厂里上班，休息日就在家附近的市场摆个小摊，卖一些自己做的手工艺品。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效益不好，开始实行下岗分流政策。很多老工人被迫离开工厂，去社会上另谋生路。

我主动申请了下岗，拿了一笔不多的补偿金。那时候，很多下岗工人都选择自谋出路，有的开小店，有的做小生意。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家门口的小区里开了一个小卖部。

小卖部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但五花八门的东西一应俱全，从日用品到零食饮料，再到简单的文具和小玩具。我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整理货品，准备开门营业。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我几乎整天都守在那里。小区里的人都认识我，都喜欢来我这里买东西，不仅因为价格公道，更因为我总是笑脸相迎，记得每个人的喜好。

＂秀英姐，给我来包那个牌子的香烟。＂小区里的李大爷是我的常客，每天都来买同一个牌子的香烟。

＂好嘞，上次你买的那种是吧？我给你留着呢。＂我早就把他喜欢的牌子备好了，就放在柜台下面随手可及的地方。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我的小卖部里上演。虽然辛苦，但看着账本上逐渐增加的数字，我心里还是有些欣慰。至少，我能够独自支撑起这个家，不让母亲和妹妹过得太辛苦。

小卖部的生意逐渐稳定下来，我开始有了一些固定的顾客。有的是小区里的老人，有的是附近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是周围单位的上班族。

我了解每个顾客的习惯和需求，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学生喜欢的零食，我会多进一些；老人常买的日用品，我会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班族需要的快餐食品，我也会适时补充。

年，母亲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送走母亲后，我的生活就只剩下照顾妹妹和经营小卖部。

母亲走的那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她握着我的手，声音微弱却坚定：＂秀英，你这辈子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妈走后，你要学着为自己活一活。＂

我点点头，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知道母亲担心什么，但我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而活。三十多年来，我的生活中心一直是家人，从未考虑过自己的需求和愿望。

妹妹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手脚还算灵活，能帮我做些简单的家务。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日子虽然简单，但也算平静。

妹妹很懂事，从不抱怨自己的命运。她常常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世界，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她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还学会了用毛线钩织一些小物件。

＂姐，你看我今天钩的这个小花篮，好看吗？＂妹妹举起她的作品，脸上带着期待的表情。

＂好看，真好看！妹妹的手艺越来越好了。＂我由衷地赞美道。看到妹妹能找到自己的乐趣，我心里也感到欣慰。

年，妹妹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那一年，我五十岁，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孤独。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好早餐，叫妹妹起床。可是敲了半天门，里面没有回应。我推开门，看到妹妹歪倒在轮椅上，脸色苍白，嘴角有一丝血迹。

我慌忙拨打了，但是当救护车到来时，妹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医生说她是突发脑溢血，走得很快，没有受太多痛苦。

这个解释并没有减轻我的悲痛。送走妹妹后，我关了小卖部，用积蓄在小区里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窗明几净。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孩子们嬉戏，老人们散步，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些欢声笑语，那些家长里短，似乎与我无关。

退休后的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每天早起煮一锅粥，切一盘小菜，然后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公园里有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老人，有的打太极，有的跳广场舞，有的下象棋。我常常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他们，但从不参与。

不是我不想，而是不知道该如何融入。几十年来，我习惯了独处，习惯了默默付出，却忘了如何为自己而活。有时候，我会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心里充满了愧疚。

去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住在隔壁单元的老王。他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比我大两岁，老伴几年前因病去世，儿女都在外地工作。

我们是在楼下的菜市场认识的，那天我正在挑选青菜，不小心被人挤了一下，差点摔倒，是老王及时扶住了我。

＂您没事吧？这菜市场人太多了，您要小心点。＂老王关切地问道，他的声音温和，带着一种教师特有的沉稳。

＂没事没事，谢谢您啊。＂我有些慌乱地回答，不习惯被人关心的感觉。

后来才知道，我们竟然是邻居。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菜市场或小区里碰面，有时候会聊几句家常。

老王是个健谈的人，知识面很广，说起话来总是有条有理。他告诉我，他教了一辈子书，最喜欢的是语文课，因为可以和学生们一起感受文学的魅力。

退休后，他喜欢看书、写毛笔字，还会做一手好菜。他说，这些爱好让他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感到孤独。

＂林阿姨，哪天有空，来我家尝尝我做的红烧肉？我那可是祖传的配方。＂老王半开玩笑地邀请我。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我有些羞涩地拒绝了。其实，心里却是有些期待的。

多少年了，没有人这样热情地邀请我，也没有人愿意为我做一顿饭。但我不敢轻易答应，怕人家说闲话，更怕自己的心再次受伤。

直到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家的暖气管道突然漏水，把房子淹了。那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外面下着雪，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多度。

我不知所措，只好敲开了老王的门。老王正在看书，见到我慌张的样子，立即放下书，问明情况。

＂林阿姨，您别着急，我这就去帮您看看。＂老王二话不说，拿起工具箱就跟我去了。

那天晚上，老王忙活到凌晨才把问题解决。他找到了漏水点，暂时用胶带和防水胶封住了，第二天又帮我联系了物业和维修工。

我的房子被水泡得一片狼藉，无法住人。老王二话不说，收拾出客房让我住下。

＂您先在我这住几天，等您那边收拾好了再回去。别客气，咱们都这把年纪了，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老王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

就这样，我在老王家住了一周。在这一周里，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老王每天早起做早餐，然后去公园锻炼，回来后读书写字，中午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下午，他有时去老年大学上课，学习一些新知识，有时在家看电视或者和老朋友下棋。晚上，他常常邀请我一起喝茶聊天，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和见闻。

他教了三十多年的书，经历了教育的各种变革，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成长。他说，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学生们取得了多高的分数，而是他们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林阿姨，人老了就应该多活动活动，不能总闷在家里。您看我，虽然一个人，但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觉得孤独啊？＂老王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他还教我用智能手机，教我如何在网上购物，如何使用社交软件与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鲜事物，但在老王的耐心指导下，我逐渐掌握了这些技能。

是啊，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封闭起来？难道真的要这样孤独地度过余生吗？我看着老王忙碌而充实的生活，心里也开始向往这种方式。

我的房子修好后，我搬回了自己家。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总想起在老王家的那段日子。那种有人陪伴，有人交流的感觉，是我多年来未曾体验过的。

一天傍晚，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小区的树梢上，美得令人心醉。我突然觉得生命短暂，何必要独自面对？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敲开了老王的门。他正在做午饭，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看到是我，他笑着请我进门。

＂老王，我想和您商量个事情。＂我有些紧张地说，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

＂林阿姨，您请说。＂老王和蔼地笑着，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

＂我们都一把年纪了，一个人生活确实有些不便...我想...我们能不能搭伙过日子？您住您的房子，我住我的房子，但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互相有个照应...＂我的声音越来越小，脸也红了。

老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林阿姨，我正有此意呢！这样挺好，咱们互相有个照应，日子也不会太寂寞。＂

他的爽快回应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们约定好，从第二天开始，一起吃早餐，然后去公园锻炼。中午和晚上的饭菜，一天我做，一天他做，这样互相也能尝尝对方的手艺。

就这样，我和老王开始了＂搭伙＂生活。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公园锻炼，老王教我打太极拳，动作舒缓而有力，让我的身体逐渐变得更加灵活。

然后在他家或我家一起吃早餐。他做的早餐很有特色，有时是北方的豆浆油条，有时是南方的米粥小菜，每天都不重样。

上午各自安排活动，我喜欢在家做些手工，或者看看电视。中午一起做饭吃饭，下午有时候一起去老年大学学习，有时候去超市购物。

老年大学的课程很丰富，有书法、绘画、舞蹈、音乐等等。我和老王一起报了书法班，每周两次，学习楷书和行书。老师是个退休的美术教师，耐心细致，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尝试。

晚上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老王喜欢看历史纪录片，我则喜欢看一些生活剧。我们常常一边看一边讨论，有时候因为观点不同而辩论，但从不会生气。

老王教我打太极拳，我教他织毛衣。看着他笨拙地拿着毛线和针，努力地学习基本针法，我常常忍不住笑出声来。

＂别笑，别笑，我这是在认真学习！＂老王假装生气，但眼睛里满是笑意。

我们一起去公园里的舞会，虽然跳得不怎么样，但很开心。公园里的音乐响起时，老王会绅士地向我伸出手：＂林阿姨，请赏脸跳一支舞？＂

我们的舞步并不优美，甚至有时会踩到对方的脚，但那种无拘无束的快乐，是我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我们一起去旅行，看过黄山的云海，领略过西湖的温婉。站在黄山的峰顶，看着云海翻滚，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生，起起伏伏，但终究有了一个平静的归宿。

我们还一起去了敬老院做志愿者，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老人。有的老人没有子女，有的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看到他们的处境，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有一次，我们在敬老院遇到了一位老太太，她比我们年纪大很多，已经九十多岁了。她的子女都在国外，很少回来看她。但她并不抱怨，反而乐观开朗，还会教我们一些老式的歌谣和游戏。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未来；老了以后，才知道活在当下的重要性。＂她拉着我的手说，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是啊，人生短暂，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的遗憾或未来的担忧中，而应该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现在，我和老王已经＂搭伙＂一年多了。我们依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空间，但生活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人说我们是＂老伴儿＂，我们也不否认。

在这个年纪，能有个人陪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我们不求轰轰烈烈的爱情，只要平平淡淡的陪伴。

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甚至连一段完整的婚姻都没有。但我无怨无悔。

我守护了父母，照顾了妹妹，尽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在生命的暮年，我终于学会了为自己而活，学会了接受别人的好意，学会了分享自己的快乐和忧伤。

昨天，老王送了我一盆兰花，说是要庆祝我们＂搭伙＂一周年。那兰花不是名贵的品种，但花姿清雅，香气怡人。看着那清雅的花朵，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

那时，我想成为一名教师，想把知识传递给下一代。虽然命运没有让我如愿，但现在，我和一位退休教师一起生活，听他讲述教书育人的故事，似乎也是另一种圆梦方式。

老王常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必经之路。我想，他说得对。如果没有那些艰难岁月的历练，我可能不会珍惜现在的平静生活；如果没有那些孤独时光的沉淀，我可能不会如此享受现在的相伴时光。

人生啊，有时候绕了一大圈，却发现终点和起点并不遥远。我想，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只要心中还有热爱生活的火焰，就永远不会真正老去。

六十岁的我，终于明白：人这一生，到底是选择独自走完全程，还是找个人相伴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