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正式施行^[1]，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一条新规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

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保护了财产，但劝退了感情。

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试炼场。

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里的一个特殊阶段，意味着双方不再只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

从心理学视角看，婚前关系本身就处在高压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结婚名列第七^[2]。

今天的文章，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最新的司法解释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婚姻选择？

为什么婚前

会成为容易分手的阶段

婚前关系（premarital relationship）指的是个体在完成择偶（mate selection）后、结婚前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双方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住房、父母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

许多人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

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位男女的研究就发现，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分（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为），其中约%的参与者处于中高焦虑水平，并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性^[3]。

具体来说，婚前焦虑有6种——

1. 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

每个人对于亲密关系存在着不同的阈值。亲密关系阈值指的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要求。

比如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牵手、什么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程度可以结婚等。如果两个人阈值差异较大，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

因此，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也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而另一方认为至少要3年以上。

此外，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试探、请求」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比如要不要有求婚仪式、什么时候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合适等等。

2. 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

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认为，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共同组成了爱情。

恋爱期间，关系往往以激情和亲密为主，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迈入婚姻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慢慢归于平淡。

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是一种空洞的爱（empty love），它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对于这种疏离状态的恐慌，也会让人陷入对关系的审视。

3. 焦虑多重身份下的彼此是否真的靠谱

在恋爱关系中，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度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

多重的角色身份，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的问题，比如家务谁做、小孩谁带、父母生病怎么照顾等等，而这些都是在恋爱阶段未曾真正面对的。

婚姻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一个长期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4. 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

有句话是说，结婚常常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不仅意味着组建新的家庭，也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与互动。

一旦进入婚姻，这些关系会以更紧密、更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决策与情绪体验，比如过年去谁家过、要不要和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小孩，这些琐碎的问题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

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女性往往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嫁娶模式之下，女性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承载着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这种不对等的期待，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

5. 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

步入婚姻不仅意味着两个人不仅要维系一段长期关系，更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牵扯到诸多具体的细节——

• 子女计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

• 居住问题：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独立成家；

• 职业发展：对职业发展的期望是否匹配、面对职业风险时是否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

• 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是否一致、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

• ......

这些讨论关乎于未来生活的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缺乏明确共识，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加剧婚前焦虑。

6. 焦虑财务的稳定性

财务问题是婚前焦虑中最具现实压力的部分，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一项研究调研了对夫妻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人们因为钱而吵架的比例大约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

经济状况是婚姻的根基，它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与质量，双方往往会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债务负担等等。

购房作为婚姻的一笔重要财产投入，更是矛盾的集中点。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女性而言，一个更深的焦虑

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

对冲生育的损失

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

从生理层面上说，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且直接的^[5]。

同时在完成分娩后，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可以平摊育儿责任，但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中依然更多地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

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一词用以描述，女性由于生育和照护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劣势。

一项我国本土研究发现，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与无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6]。

一方面，生育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缩短劳动时间、暂时退出职场。

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后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四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了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女性则面临着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甚至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难以回归^[7]。

另一方面，生育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后可能还会出现职业转换。女性在生育后从事职业倾向于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时也更倾向于转移到其他职业^[8]。

Arlie Hochschild 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是从下班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旧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有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难以被确认和计算。

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

经济学者薛兆丰曾经用这样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

「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的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点垫底。」

当关系中的投入无法保障女性的权益时，可能就会致使其承诺意愿下降，进而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兜底。

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

这4点很重要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不仅是责任的体现，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

1. 婚前双方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

在结婚前，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要讨论感情层面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需求，比如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

具体可以讨论的问题，可以参考 KY 的旧文：决定结婚前，务必和伴侣讨论的个问题。

讨论的目的不在于在所有事情上达成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

此外，在婚前讨论的过程中，你可以明晰对方对于婚姻的态度。如果在沟通的过程中，对方对此是敷衍的、回避的，那这可能预示着 ta 还没有做好进入婚姻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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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诚布公地谈钱

在2月施行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中，对债务的归属做出了更清晰的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双方共同签字或事后追认）或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

现实中，许多走向终点的婚姻都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差异，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关系里，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可能就会转化成不满与冲突。

因此，婚前应该明确——

• 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收入水平、储蓄、债务；

• 双方的消费观念是否一致；

• 婚后大宗开支如何决策；

• 婚后财务合并还是各自独立；

• ......

此外，建议一个共同账户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伴侣，更可能会拥有财务和谐，进而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

具体来说，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备用资金；或者约定共同支出（比如房租、生活费、育儿费用）从这个账户中扣除，其余部分进行自由支配。

3. 必要时签订婚前协议

在制度层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可以起到明确权责、防范风险的作用。

婚前协议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 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

• 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

• 双方对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

• 子女抚养的安排；

• 若婚姻关系终止，如何分配财产与责任。

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中的付出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

法律条款的存在，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会走向失败的结局，而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有更加清晰和务实的保障。

4. 不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

在过去的婚姻模式里，「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角色分工一度被视作理所应当。但今天的现实已经证明，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底牌。

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自己的事业，会面临着多重风险。一方面，如果关系不稳定，或者另一半的事业发生变故，缺乏储蓄意味着彻底失去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对另一半的财务依赖还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中的平等感和安全感。

因此，尤其女性要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即便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参与劳动市场比如兼职、做零工，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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